《当“死有余辜”成为口头禅，暴政已经在路上》

汉娜·阿伦特在研究极权主义时写过一句冷峻的话：
“极权的本质，不是残暴，而是让残暴变得理所当然。”
当人们开始习惯用“该死”“活该”“打死算了”去评价一个具体的人时，暴政并不需要亲自出手——群众已经替它完成了道德清场。

有人以“法律”“秩序”之名，为未经审判的暴力辩护；
有人用信仰的愤怒，合理化对生命的蔑视；
有人坚称“不服从就该死”，仿佛程序瑕疵可以自动升级为死刑判决。

问题不在于立场，而在于逻辑的坍塌。

一、暴政最成功的时刻，是让人们放弃程序

孟德斯鸠早就警告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所以文明社会才发明了程序、审判、证据、上诉——
不是为了纵容罪恶，而是为了限制权力。

当有人说“警察让你下车你就必须下车，不然打死活该”，
他事实上宣告了一件事：

执法者的判断，可以直接决定你的生死。

这恰恰是法治社会要极力避免的状态。
否则，法院、陪审团、宪法，都只是装饰品。

二、把信仰变成仇恨工具，是对信仰最大的亵渎

奥古斯丁说：
“没有正义的国家，不过是一群放大的盗匪。”

同样，没有怜悯的信仰，也只是一种情绪化的权力外衣。
当《圣经》被用来证明“某些人死得其所”，
当“被冒犯”成为剥夺他人生命尊严的理由，
那已经不是捍卫信仰，而是借神之名行人之暴。

基督教文明之所以区别于暴政，
不在于它宣称真理，
而在于它坚持：
任何人，都不应被随意处死。

三、“他是坏人”不是暴力的通行证

伏尔泰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依然有效：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文明的底线从来不是“你是不是好人”，
而是：

即便你是坏人，你也不能被随意杀死。

一旦社会接受“只要我认定你邪恶，你就不配活着”，
那所有人都有可能在下一个被划入“邪恶”的陈营。川粉也不例外。

四、暴力语言，是暴政的预备役

乔治·奥威尔指出：
“当语言开始腐烂，思想也会随之腐烂。”

“死有余辜”“扑街活该”这类语言的真正危险，
不在于粗鄙，
而在于它们提前取消了人的道德位置。

当一个人被描述为“本就该死”，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暴行，
都会显得“顺理成章”。

这正是极权最熟练的技术。

我并不认为这些言论的发出者都是天生的恶人。
对这些为暴政洗地、口出恶言、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的人，我不会有恨意，相反我内心是充满了对他们同情和悲悯。
他们那个缺乏爱的灰暗世界里是永远看不到希望和光明。
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选择了最简单、最原始的安全感：
强权、暴力与绝对服从。

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
当人们为了“秩序”放弃尊严，
为了“安全”放弃程序，
为了“立场”放弃人性，

他们最终得到的，
从来不是正义，
而是一个连自己也无法幸免的世界。

正如卡缪所说：
“暴政并不需要你支持它，只需要你习惯它。”

而拒绝这种习惯，
正是文明仍然活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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