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篇旧文【弗洛伊德之死：一场没有赢家的审判】“前警官德里克·沙文被控去年五月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周二，明尼那波里斯一个陪审团以指控的三项罪名给他全部定罪。很多美国人为正义得到伸张感到欣慰；同时，人们也松了口气：终于不会发生有人担忧的哪怕一项罪名脱罪就可能引发的骚乱了。我们的结论是，陪审团和司法体制运转的比政治评论家预言的要好……”——《华尔街日报》2021年4月20日

2020年5月25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傍晚，17岁的高中生达妮拉·弗雷泽带着表妹茱迪娅上街买零食。茱迪娅刚过9岁生日，穿着一件瘦小的长袖绿色T恤，胸前印着一个大写的“爱”字。在离家不远的芝加哥大道和38街路口有家店面，紫红色的遮阳篷上面挂着同样颜色的招牌“杯食”。这家便利店兼卖副食和各种风味的零食、小吃、冷热餐饮。店主马赫穆德·阿布马亚利是中东裔，人缘不错，一些老主顾叫他“麦克”。店员大都是年轻人，跟达妮拉年龄相仿。“杯食“地处明尼那波里斯市南郊，属于治安问题较多的区域。马赫穆德腰后挎着手枪，他既是店主，也是店里的保安。

达妮拉经常光顾“杯食”。“去过几百次，可能上千次” —— 十个月后，她在法庭上对陪审团说。“杯食”还有一位黑人常客，名叫乔治·弗洛伊德，长得高大粗壮。马赫穆德和很多店员都认识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泰迪熊”。纪念日晚上，马赫穆德提前离店。不久，弗洛伊德来店里买烟。19岁的店员克里斯多夫·马丁收款后，怀疑他用的是一张20元假钞，报告了值班经理，经理打电话报警。

几分钟后，警察驱车赶到现场，在街边一辆汽车中找到弗洛伊德，命令他下车，反铐后把他带到停在“杯食“门口的警车边。弗洛伊德不愿进入警车，开始挣扎。两名警官把他从司机一侧塞进后车门。弗洛伊德在车中继续挣扎。三名警官从乘客一侧的后车门把他拖出来，肚皮朝下按倒在地上，用膝盖顶住他的脖子和后背。这时是晚上8点21分。达妮拉和表妹正走到警车和“杯食”之间的人行道上。她把表妹送进店中，回到警车旁，掏出手机录下警察制服弗洛伊德的场景。弗洛伊德被三名警官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反复说“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 路人开始聚集围观。几分钟后，他们听到弗洛伊德喊“妈妈、妈妈、妈妈……” 他的妈妈两年前在德克萨斯的休斯顿市去世。

马赫穆德在回家路上接到电话，一位女店员在电话中哭喊，说警察正在店门口杀人。他问是怎么回事，女店员只是喊“他们在杀他，他们在杀他。”马赫穆德让店员报警，把现场录下来。弗洛伊德趴在地上，已经不再出声，脖子被卡在坚硬的路面和警官的膝盖之间。有人冲警察喊，放开他吧，这样会弄死他。一名站在路边的女子对警察说自己是消防员，看样子那人快不行了，要马上放开他，给他测一下脉搏。据她后来在法庭证人席上回忆，一位警官对她说：“你要真是消防员，应该知道别乱管闲事。”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救护员让警察放开弗洛伊德。至此，他已经被压制在地上9分29秒。警察把膝盖从弗洛伊德脖子上移开，救护员发现他已经没有脉搏，瞳孔也已经放大，失去了生命迹象。那天晚上，人们从新闻中得知那名用膝盖压住他脖子的警官名叫德里克·沙文。

达妮拉收起手机，发现她表妹站在身后，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幕。带表妹回家后，达妮拉把录制的视频帖到脸书上。

案发第二天，明尼阿波里斯市警察局发布声明，称一名40多岁的男子涉嫌犯伪钞罪，拒捕被制服，警官发现他有发病迹象，叫来救护车，被送往医院后死亡。与此同时，达妮拉的现场视频已经传遍社交媒体，无数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明尼阿波里斯市警察局发布更正声明，称正根据新发现的证据对事件展开调查。随即，四名涉案警察被开除。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发表联合声明，介入对弗洛伊德案的调查。

民众的示威抗议迅速蔓延，遍及2000多个城镇。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6月12日的报告，全国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1500万，成为民权运动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一些城市，和平抗议演化成暴力骚乱。抗议蔓延到首都华盛顿，总统特朗普威胁动用《叛乱法》调遣军队维稳，遭到国防部高层文武官员公开反对。

明尼苏达检方以三项罪名起诉沙文。第一项是二级谋杀。与一级谋杀不同，在二级谋杀案中，被告的动机并不是杀死受害人，而是在犯另一项重罪过程中致人死亡。所以，二级谋杀也称为“非故意谋杀”或“重罪谋杀”。检方要证明沙文犯了二级谋杀罪，不需要证明他有杀死弗洛伊德的动机，只需要证明他暴力伤害弗洛伊德；因为伤害罪是重罪，在犯伤害罪的过程中导致弗洛伊德死亡，二级谋杀罪就可以成立。

第二项罪名是三级谋杀。跟二级谋杀一样，三级谋杀也不需要证明杀人动机，但罪名成立的门槛比二级谋杀更低：检方不需要证明沙文犯了其他重罪，只需要证明他知道长久用膝盖顶压脖子可以致命，却不顾后果施暴，漠视弗洛伊德的生命。第三项罪名是二级过失杀人，即被告的行为严重过失，致人死命。

被正式起诉后，沙文试图跟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三级谋杀罪，愿意坐十年牢，条件之一是司法部将来不再依据联邦法追诉他，条件之二是在联邦监狱服刑。在美国的监狱系统中，联邦监狱的条件比各州监狱好的多。当地政府期望能通过沙文主动认罪尽快结案，以平息街头动荡。因为认罪条件涉及联邦法，所以认罪协议必须经过司法部批准。上报到司法部后，协议被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否决。

当时，全国各地的示威风起云涌，巴尔担心州政府刚刚起诉，联邦检察官的调查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跟沙文达成认罪协议轻判，不但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反倒会火上烧油。而且，案发地汉尼宾县的检察官正把案件移交给州检察官，巴尔想让州检察官做出是否达成认罪协议的决定。州检察官接手后，决定不再跟沙文谈认罪协议，将依照三项罪名为审判做准备。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也继续依据联邦法律对案件进行调查。

整个夏天，全国各地的抗议时断时续，抗议者跟警察发生大量冲突。正值总统大选，竞选活动与抗议活动相互交织，两位候选人都试图利用弗洛伊德事件获得选民支持。离大选越近，民众越被大选吸引。大选之后，特朗普总统不认输，美国社会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统权力交接上，对弗洛伊德事件逐渐淡忘了。

在民众注意力集中于大选的半年多时间，明尼苏达州检察官紧锣密鼓地为案件搜集证据、寻找目击证人和专家证人。同时，沙文的辩护律师也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专家作证，以证明弗洛伊德不是死于沙文的伤害，而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和吸毒。

2021年3月，法庭开始审判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挑选陪审团。跟美国大部分州一样，明尼苏达州刑事案审判的陪审团由12名成员组成。法庭从汉尼宾县居民中随机抽选了300多名候选人。双方律师从中挑选出正式陪审员和替补陪审员。12名正式陪审员中包括三名黑人男子、一名黑人妇女、两名多种族混血妇女、四名白人妇女和两名白人男子，年龄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

在刑事案中，12名陪审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给被告定罪。所以，选择陪审团对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而言至关重要。只要有一名陪审员反对，沙文就无法被定罪。所以，检方要排除任何有明显种族歧视或无条件支持警察的候选人；辩方要排除任何痛恨警察和无条件支持“黑命也是命”的候选人。疫情期间，法庭不允许民众到法院现场旁听审判，主审法官彼得·卡黑尔特许媒体全程现场转播，但要求媒体在审判期间对陪审团员的身份保密，在转播时不得显示陪审员的画面。

彼得·卡黑尔已经在汉尼宾县法院担任了14年法官。担任法官前，他曾经做过刑事辩护律师和检察官。3月29日，法庭开庭审判，卡黑尔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指示，强调陪审团的职责是判定事实，在法庭上认真听取证人的证词，要排除在法庭外得到的信息，完全根据常识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做出判断。每天庭审结束前，卡黑尔法官都对陪审团说：“晚安，记住不要看新闻。”

检方派出四名律师出庭，其中两名是职业检察官：州助理检察长艾琳·艾尔德里奇和马修·弗兰克。他们负责在法庭上质询一部分证人。在审判中挑大梁的两名律师都不是现任职业检察官，而是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为本案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第一位特别检察官是斯蒂夫·施莱彻，正式职业是私人律师，早年曾担任过13年联邦检察官。

施莱彻除了负责质询关键证人外，在法庭上的重头戏是做结案陈述。他在长达1 小时43分钟的结案陈述中强调，这场审判的被告不是弗洛伊德，也不是警察队伍，而是涉嫌犯罪的前警察沙文。沙文之所以被起诉和审判，“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用膝盖把弗洛伊德的脖子顶在坚硬的地面上，导致他窒息而死，这种行为“不是执法，而是伤害。” 施莱彻解释刑事案定罪的法律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说这是法律中最高的标准，但法律并不要求排除了“所有怀疑”或“不合理的怀疑”才能给沙文定罪。他向陪审团解释说：“不合理的怀疑不是基于常识，而是基于胡思乱想。法律并不要求你们接受那种胡思乱想。” 他请求陪审团运用常识做出判断。

第二名特别检察官是黑人律师杰瑞·布莱克威尔。他为本案义务工作，负责审判的开场陈述、对关键证人的质询、对辩方律师结案陈述的反驳。换言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较量是由他的发言开场，由他的结语告终。在开场陈述中，布莱克威尔为检方的指控定下基调——“9分29秒”，那是沙文警官把膝盖顶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时长。他对陪审团说：“你们将看到那9分29秒发生了什么，在这场审判中，你们将听到的最重要的数字是9.29。”在反驳辩方律师的最后陈述中，他对陪审团说：“有人告诉你们，弗洛伊德先生死了，弗洛伊德先生死了，是因为他的心脏太大……现在，你们看到了，也听到了所有证据，你们知道了真相。事实真相就是乔治·弗洛伊德之所以死了，是因为沙文先生的心太渺小。”

相比检方的强大阵容，沙文的律师团队显得单薄，只有埃里克·尼尔森和他的助理艾米·沃斯两位律师。尼尔森是刑事辩护律师，跟其他十几位本地律师轮流担任明尼苏达警察协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法律顾问，为被指控违纪、违法的警察处理法律事务。沙文不是有钱人，不能像有钱人那样花大钱请大牌律师。从3月8日在法庭挑选陪审团到4月20日宣判，尼尔森在法庭上给人孤军奋战的感觉。他的助理律师并没有参与质询证人或做结案陈述。4月19日庭审最后一天，尼尔森自己做了3个小时的结案陈述，告诫陪审团不要被视频等表面证据和检方的专家所误导，请求他们全面考量所有证据，裁断弗洛伊德不是死于沙文的执法行为，而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和吸毒

检方传唤了38名证人，包括现场目击证人、专家证人、急救员、消防员、警察等，还有弗洛伊德的弟弟和女朋友。年龄最小的目击证人只有9岁，年龄最大的是61岁。被告传唤了7名证人，包括前警察、验尸官、医学专家等。

传唤专家证人作证，检方的目的是证明沙文长久用膝盖顶住弗洛伊德的脖子是导致他死亡的重要原因。按照法律，要证明起诉的三条罪状成立，检方不需要证明沙文的行为是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唯一原因，只需要证明是重要原因。法庭上，检方的专家向陪审团解释，弗洛伊德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缺氧，而导致他心脏缺氧的是沙文用膝盖把他的脖子顶在地上，令他无法呼吸。相反，沙文传唤的专家要在法庭上证明弗洛伊德死于心脏病发作和吸毒。专家要说服陪审团，除了专业知识和口才以外，还要诉诸常识。在这方面，沙文传唤的专家显然比检方的专家任务更为艰巨。

这场审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双方的专家证人，而是几位普通的目击证人。最令人难忘的是这些普通人面对陪审团作证时体现出的人性。任何法律和司法制度要正常运转，必须仰赖参与者的正常人性和对事实真相的追求。

审判的第二天，出庭作证的几位证人中有四位在案发时未成年，其中两位作证时仍然不满18岁。法官不允许媒体在转播时出现这四名证人的画面，只允许转播他们的声音；他指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质询未成年证人时可以隐去他们的姓，不用称呼“先生”或“女士”，而只叫他们的名字。

布莱克威尔负责质询达妮拉。他播放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画面中三名警察把弗洛伊德制服在街面上，达妮拉把她表妹送进“杯食”，然后回到现场用手机录视频。布莱克威尔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达妮拉说，觉得警察那样不对劲，想记录下来，但不想让表妹看到这种暴力场景。她坦言，自己平时很内向，不愿跟人交往，但看着被压在地面上的那个人痛苦挣扎，忍不住要把场景录下来。“我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堂兄堂弟，他们都是黑人。被压在下面挣扎的可能是他们。” 布莱克威尔问，有没有听到弗洛伊德说什么。达妮拉说，他在求救，说不能呼吸，喊妈妈…妈妈。她向陪审团诉说事后的挣扎：“有很多夜晚睡不着，反复请求弗洛伊德原谅，后悔没有多做一点，去制止警察，或许能救他一命。”跟另外几位现场目击证人一样，达妮拉讲到此处泣不成声。

在几位证人中，9岁的茱迪娅语气最冷静。事发当晚，达妮拉把她送进“杯食”，但她不想让表姐自己在外面，就跟一些顾客出来，回到街上。她对陪审团说：“我觉得难过，很生气，他们伤害他，让他没法呼吸。”布莱克威尔问，警察是什么时候放开弗洛伊德的？茱迪娅说，救护车来了，急救员对警察说“放开他”，警察才放开他。

审判的第三天，检方传唤查尔斯·麦克米林作证。负责质询的是助理检察长艾琳·艾尔德里奇。麦克米林61岁，是目击证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跟9岁的茱迪娅一样，小学三年级文化。在作证时，看到弗洛伊德痛苦中叫喊妈妈的视频画面，老头在证人席上失声痛哭，说觉得“太无助了”，眼看一个人被弄死，什么也做不了。他是社区的老居民，认识沙文警官，有时候见他开车巡逻路过，还打招呼。他回忆，救护车把弗洛伊德拉走后，他对沙文说：“五天前，我祝福你下班平安回家，碰到别人我也祝福人家平安回家。但今天，我看你就是个人渣。”

案发时，收到20元假钞报警的19岁店员克里斯多夫·马丁做证时说，他跟母亲就住在街边的楼上，出事后他先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别下楼。看到弗洛伊德被窒息的场景，他双手抱头，不知所措。“不敢相信，觉得自己有罪”。助理检察长马修·弗兰克问：为什么？马丁说：“如果我当时拒收那张20元钞票，后来这些都可以避免。”当时他拿不准真假，只是怀疑。按照店里的政策，如果店员误收了假钞，要自己垫付。“但我还是收了，如果真是假钞，就自己垫上。但收了以后，我又怀疑自己。”在证人席上，马丁尽量少说话，可以看到他在努力控制感情波动。从法庭出来，他面对记者不再掩饰，自责而泣，说因为自己的失误，成了害死弗洛伊德那个多米诺骨牌上的一个环节。

法律不只是法条和司法程序，也不只是专业理论，在法庭审判中，常识往往比理论更有说服力，而普通证人的证词往往比专家的知识更能打动陪审团。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布莱克威尔告诉陪审团，他们听取了45位证人的证词，但最重要的是常识——常识是没有出场的“第46位证人”。

证人席上的几乎每一位目击证人都被负罪感所困扰。前联邦检察官格莱恩·克什纳评论说，弗洛伊德并不是沙文暴行的唯一受害人，暴行也伤害其他有良知的民众，尤其是现场目击者。目击证人的恐惧、震惊和负罪感体现了这种伤害。

审判期间，“杯食”再度成为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点。审判进入第二周，CNN记者在店中遇到一位来修手机的明尼那波里斯居民，名叫特蕾希·寇文。她要了份炸鱼，边吃边等。电视上正播放证人作证的场景。看到弗洛伊德趴在“杯食”门口街上生命最后几分钟的视频，特蕾希说：“令人悲哀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干这种事，真能下得了手……太悲哀了，太悲哀了。”一边说，一边流泪。

普通人在言谈中表露的人性是一个社会最终的希望。制度和传统对维护良善的社会生活无比重要，但离开正常人性，什么制度和传统都玩不转。在这场审判的证人席上和许多关注这场审判的民众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被嘈杂的政治冲突掩盖的宝贵人性。

4月19日，控辩双方做完结案陈述，法官给陪审团做出评议指示。下午4点，陪审团进入秘密评议时段。这类波及深远的案件，三项罪名都事关重大。根据以往经验，外界估计陪审团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审议证据，针对每一项指控的罪名，分别做出沙文是否有罪的裁断。同时，明尼那波里斯对宣判后可能出现的示威和骚乱严阵以待。市政府加强警力，州长调动国民卫队上街巡逻，并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借调邻州警力进驻执法。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下午3点，媒体传出消息，说陪审团已经做出裁断。审议过程只花了10小时左右，比外界估计的快了很多。一小时后，法庭复庭。

离法庭不到10公里的“杯食”门前已经聚集了数百民众。在场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听到有人喊：“安静，要宣判了！” 卡黑尔法官开始宣读陪审团的裁断：沙文被指控的三项罪名全部成立，被定二级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每宣读一项定罪，人群就爆发出一波欢呼，伴随着哭泣。宣读完判决后，法官问每位陪审员这是不是陪审团真实的裁断。陪审员一一回答说是。法官感谢陪审团，称赞他们不仅为明尼苏达州履行了担任陪审员的公民职责，而且是履行了“重量级的陪审员职责”。

“杯食“门口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詹妮弗·陶德的妇女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说：“现在是愈合伤口的时候。悔改、问责、尊重。没有悔改，伤口就难以愈合。” 一场公正的司法审判只是愈合创伤的开始。它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多次契机，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错过了。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和结构性歧视在美国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在明文法律和政治层面容易解决的问题大都或者得到解决，或者正在着手解决，但是，不易解决的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一点也没有减少。

近七十年，法律和政治上的制度性歧视大多被废除了，但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结构性歧视仍然根深蒂固。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习俗、偏见和潜规则影响着执法人员的行为。美国改变种族隔离的法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要在社会生活层面移风易俗，可能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这场审判前，达妮拉刚过18岁生日。宣判后，她在脸书让写道，等待判决结果的那一小时太紧张了，心跳加速；听到有罪判决，她痛快地哭了一场，“正义终于得到伸张”。判决后，人们回顾案件的前后经过，禁不住问：如果没有达妮拉录下视频并公之于众，结果会怎样？沙文今天可能仍然是明尼那波里斯的警官。

刑事案审判在法律上会有输赢，但暴行一旦发生，没有赢家。对于受害者来说，法律正义永远是迟到的正义。对于谋杀案的受害者来说，即便法院做出公证判决，只有生者才有机会欢呼正义得以伸张。

宣判的时候，达妮拉的表妹茱迪娅已经10岁了。判罪后的几周内，法庭将给沙文量刑。尽管三项罪名全部成立，但因为都基于同一事实，所以在确定刑期时不会数罪并罚，而是根据刑期最高的二级谋杀罪量刑。明尼苏达州的量刑标准建议二级谋杀罪判刑12年半，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最高可判40年。量刑标准要求法官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犯罪场合：如果在儿童面前实施犯罪，刑期要从长计量。11个月前那个纪念日的傍晚，9岁的茱迪娅跟表姐去“杯食”买零食，偶然中见证了一起犯罪。那场偶遇可能会导致沙文在监狱中多呆数年。

生活世界充满了偶然，法律正义也无法排除这种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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