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在当时的我看来，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将仇恨言论也纳入合法保护范围的国家，而这恰恰构成了它最优越、最值得骄傲的制度设计之一。相比之下，欧洲、澳洲、加拿大等国家制定并执行仇恨言论法，在我眼中曾是一种“软弱”“不自信”，甚至是对自由的背叛。

那套信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两个看似合理、在当时几乎不容置疑的前提之上。

第一，如果赋予政府界定“什么是仇恨言论”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权力被滥用，最终演变为政府以反仇恨之名打压正常政治言论。换句话说，今天你禁止仇恨言论，明天你就会禁止异议

第二，人民群众的判断力是足够的。即便存在极端、偏激、甚至令人厌恶的言论，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其误导。真理会在公开竞争中胜出，谎言和仇恨会在阳光下自然枯萎。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真诚地相信这两点。但后来我发现，这两点都经不起现实世界的检验。

首先，关于政府滥权的担忧，在理论上听起来极具说服力，但在经验层面却站不住脚。欧洲、澳洲、加拿大等成熟自由民主国家并非近几年才开始限制仇恨言论，而是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它们同样存在激烈的党争、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对政府毫不留情的批评，但仇恨言论法并没有被系统性地用来封杀正常的政治讨论。

你仍然可以在这些国家公开反对移民政策、批评宗教教义、讽刺政府无能、抨击执政党腐败。被限制的并不是“让政府不舒服的言论”，而是明确针对某一族群、将其去人化、妖魔化、鼓动排斥甚至暴力的表达。几十年的制度实践已经证明，把“反仇恨”与“反对政府”混为一谈，本身就是一种滑坡谬误。

事实上，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政府是否有任何界定权力”，而是“政府是否缺乏制衡”。在有独立司法、媒体监督、反对党制衡的体系中，仇恨言论法并没有自动演化为思想警察工具。这并不是理想主义的假设，而是已被反复验证的制度现实。

而第二个前提——“人是理性的，不会被言论轻易带跑偏”——则是在自媒体时代彻底破产的幻想。

广播电视时代，信息传播存在天然门槛。编辑、制片、审查、责任主体，使极端言论的扩散成本极高。但今天，一个耸动标题、一段剪辑过的视频、一条精心设计的谣言，就可以在算法推送下迅速覆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例子：把个别犯罪行为无限放大，暗示“某个族群天生如此”；用“数据”“截图”“内部消息”包装阴谋论；通过反复重复的简单口号，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单一对象。人并没有变得更聪明，反而在情绪、恐惧和愤怒的放大器中更容易被操纵。

所谓“群众的脑子是清楚的”，在现实中往往只是对自己认知能力的过度自信。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类对重复信息、群体认同、敌我叙事高度敏感，而社交媒体正是精准利用这些弱点的机器。

更危险的是，现代仇恨言论往往并不以赤裸裸的暴力号召出现，而是以“狗哨”的方式存在。表面上是“讨论问题”“表达担忧”“讲事实”，实质上却在不断强化某个群体的危险性、不可信性和非人性。这种语言并不会立刻导致暴力，但它会逐步降低社会对排斥、歧视甚至暴力的心理门槛。

历史早已无数次证明，大屠杀从来不是从集中营开始的，而是从语言开始的。从标签化、去人化、阴谋化开始。当“他们”不再被视为与你一样的人，而被描述为威胁、污染、寄生虫时，暴力就不再显得不可想象。

极右翼运动的崛起几乎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先是言论上的边缘化和正常化，然后是组织化、街头化，最后才是制度化的排斥。若在语言阶段完全放任不管，等到暴力出现时再“依法惩治”，往往已经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