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当此之时，中国知识人如何自我救赎，自我定位，使中国摆脱共产主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是当代中国知识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曾经人云亦云，轻侮知识分子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断言历史转型的杠杆只凭枪杆子，知识人无足挂齿。其实，无论是西方四百年来的重要转型，还是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史诗式巨变，亦或是中国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九六四以来的历史演变，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在这些历史场景中，知识人从未缺席，是重大变迁的先声。

1、准立宪过程：极而言之，知识界通过深思质疑答辩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现凝结，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准立宪过程。如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卢梭（Jean Jacques Rosseau）、亚当 · 斯密（Adam Smith）、 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 杰弗逊（Jefferson）、麦迪逊（Madison）、柏克（Edmund Burke）、密尔（S.J. Mill）…… 之于西方，如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梁启超参与设计《钦定宪法大纲》、张謇等起草《清帝逊位诏书》、张君劢执笔《中华民国宪法》，胡适、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运动 …… 之于中国，都形塑了历史演变过程。

换言之，“秀才”并非“造反”，而是“立宪”。他们建立或重塑了公共伦理、宪政架构、人权理念、法治框架。即是说，知识共同体在精神上为政治共同体奠立了基础。

2、中国式反智主义：各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反抗的共同体 , 比较其他国家如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知识界，中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更为险恶严峻。

鉴于毛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精神遗产，众所周知，中国知识界与执政当局的敌对程度超越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知识界，不仅是 1968 年苏军碾压过的布拉格以及 77 宪章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不仅是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顾问团，不仅是 1989 年秉烛游行和平抗争的东德知识界、基督徒，中国知识人还经历过知识分子“交心运动”的洗脑，经历过 1957 年整肃一百多万知识人的反右运动，经历过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经历过 1989 年的大屠杀；中国知识界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受到当局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他国。甚至在后毛时代，中共头目周永康还说过，中国就那么二百多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全部活埋也是小事一桩。在习近平时代，中共的反智主义更加粗鄙残忍，对知识界的敌意愈演愈烈，言论封锁宛如铁桶，维稳经费超越军费，甚至巨额拨款雇佣小粉红污名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在极端的中国式反智主义环境中，势必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承担更大的牺牲。这是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一重困境。

3、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国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二重困境，来自其政治实践中的困惑。

自由主义知识人与政治党派运作天然有一种隔膜。他们以独立见识为荣，不容易让渡自己的思想权利而变成政治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在反抗的共同体内出现异议，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强行统一思想将蜕变为列宁主义政党。鉴于此，反抗的共同体必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这是自由派共同体应当付出的代价。它在短期的政治博弈中或许表现软弱，但它的实力将在长时段的竞争中呈现出来。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前后，反抗当局的群体分成两派：“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前者强调勇敢激进的抗暴斗争，以年轻学生为主；后者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以民主党等组织内部年长的政治活动家为主。一度双方曾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在运动过程中，各自都增强了对不同方式的理解，后来在整个反抗阵营出现了一句潮流用语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意味着“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和而不同”的联系。这句话充满智慧。目标一致的派别，即使采取的策略不同，也都遵守了“不分化，不笃灰，不抺黑，不割席”的精神，从而破解了北京当局的分化阴谋。

这也同晚清至民国转折时期中国知识人中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划分一样，当年致力于结束满清统治的中国士林对双方莫衷于是、难于抉择。革命派以孙中山、汪精卫为代表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制。双方曾激烈论战。但实际上他们欲达成的基本体制并无根本差异，均属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手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地方精英很多都是既对革命派提供资金，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最终，《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双方共享的价值 ——“重叠的共识”，导致了其共同的成就：帝制覆灭。

此外，如崔卫平教授披露的，1977 年签署77宪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也包括了一些认同宪章的体制内官员。这正是宪章的价值力量，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之后 1989 年天鹅绒革命的辉煌成就，为包容性深广的77宪章做了见证。

4、凝聚“重叠的共识”：事实上，反对的共同体内部是存在“重叠的共识”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该共同体了。即是说，共同体有其底线，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重叠的共识是共同体天经地义的基本价值，是共同体形成之始大家默认的前提。

譬如，77宪章的签署者的重叠的共识就是落实《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那是一份东西方 35 国政府（含前苏联、美国、欧洲各国）于 1975 年签署的国际协议，77宪章签署者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已经签署的人权承诺”。那是无论何种身份背景的宪章签署者重叠的共识。

《赫尔辛基协议》与《77宪章》之间，是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公民权利运动的经典案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法律依据、道德正当性和国际杠杆，后者则是前者在东欧阵营内部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之一。

5、中国知识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日益黑暗，但北京当局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内外交困，故常常被迫声称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法律文献云云，以摆脱困境。有鉴于此，中国知识人共同体有必要联手主流国际社会，坚定要求北京严格而具体地遵守和兑现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实际上《赫尔辛基协议》在第7章中就特别提到签字国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

有人或以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流氓式的北京政权已不起作用。但人们或没有看清中共当下的危机态势。笔者曾预判，近年来北京高层权斗愈演愈烈，双方均失却了退路；而各方又认定同在一条船上，绝不能让船外知晓。然而，既然内斗已演变成“死亡的螺旋”，这种螺旋上升的逻辑是：当白热化权斗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时，为压倒对方必定有一方要诉诸船外 —— 民间力量，以冲破僵局，改变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体的铁幕势将被撕开一个裂口。近日发生的一个爆炸性消息印证了上述直觉：突然，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将军在军事法庭被审讯的录像令人惊愕地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份在黑箱里已经密封了35年的录像，在当下这个诡谲敏感的历史时刻破土而出，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是冲决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困境的历史性契机吗？

值此全球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那或许是举世翘首以待的“中国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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