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华政治学讲师吴强：智识绥靖之祸

当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场战争的久拖不决乃至可能永久化的趋势终于在民主世界内部引发空前的绥靖压力。

在历时近一年的不断拉扯和反复之后，以所谓俄美协议“28条”和新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标志，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分别表明了以土地换和平和放弃承担北约义务的新孤立主义指针。这也是否认跨大西洋联盟的意义、否认以民主和威权进行全球阵营划分、也否认美国维护全球和平与民主责任的新绥靖。

而早在此前，过去十年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向为标志，发生了一场集体弃绝自由主义的迷失。到今天，这一转向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他们还自认知识分子的话），以及知识分子之外更为广大的工程师们、符号工作者、或者新中产阶级、甚至还有那些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他们正集体拜倒在 AI 脚下。这种集体转向的迷思，堪称一种智识绥靖 （Intelligence Pacification），在中国内部呼应着美国的政治绥靖。

这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的一次被污名化的智识绥靖，也就是欧美自由知识分子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以及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大辩论。因为，最终对希特勒奉行绥靖的正是笃信纳粹德国反共宣传的张伯伦以及英国的保守精英们，他们在两种普世模式的竞争中选择了与伦理上更具自毁性却在审美上更具诱惑力的第三者（恶魔）合作。某种意义上，后者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和退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绥靖，一种道德的腐败，无奈却在今天重演了。

换句话说，从 1980 年代仿效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的余晖中，面对的是来自党国体制通过社交媒体和 AI 崇拜进行的双重绥靖，先后消灭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的尊严。这或许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第三者的结构性原因。

以 2013 年中共的“9号文件”为动员纲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对“公知”污名化的运动：在大学清洗“砸锅教授”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官方组织的水军动员污名化每一个敢于违反单位纪律坚持公共发声的知识分子、直至 2025 年 12 月初最新一波对户晨风、阑夕等网络名嘴的清剿。这种远不如斯大林式清洗或者日本 1925 年《治安维持法》残酷的网络暴力所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譬如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和劳东燕分别受到来自官方的压迫和社交媒体的霸凌，以及我个人被清华大学和政治学系的迫害，确实算得上数字极权下的绥靖式镇压。

以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出现了集体的智识绥靖，变得极端保守化和宗教狂热，否认进步主义、普世价值乃至世俗社会，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大众并行不悖，也与愈益极权化的当局和平共处，在国际领域共同推动着一场与美国式绥靖平行的和平运动，与 1930 年代的中国历史惊人的相似。

另一方面，硅谷的超人类主义运动的自我造神，不仅制造出反民主的偶像领袖，更制造出人们和资本对 AI 技术为代表的硅谷哲学家、企业家等等新弗兰肯斯坦的崇拜，尤其 AI 技术对现有知识的疯狂蒸馏和输出，直接造成对中产阶级符号工作的替代和对知识分子的 “ 取消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大学从 2025 年以来对社科人文学科的消减，釜底抽薪式的绥靖。

如此情形，像极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有关长时段文明化的解释，暴力化过程中的绥靖本身终将消解战争。中国知识分子在暴力和迷信的绥靖化后或趋于瓦解，犹如那些在十年前就惊慌失措地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状况，其最好归宿或是成为一个因为缺乏公共写作而趋于枯竭的 AI-国家的殉葬品。

抵抗的唯一可能，似乎只剩下效法伯夷叔齐以知识分子遗老自处一条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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