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闲，索性做一次习近平与反习势力在当前斗争状态中的心理分析：
从已知信息可以看出，习近平肯定没有取得绝对优势，否则挟“拿掉张又侠”之威，全党全国全军的宣传调门一定会比现在高得多。
但反习一派也没有取得大的战果，习近平仍能频繁出镜，展示自己“还没出事”就是明证。
那么目前中共内部 到底处于哪种状态？
最有可能的，就是改开系势力和习近平这些年来积存的个人势力矛盾激化，半公开对峙，但双方都还没敢走极端撕破脸摊牌的僵持状态。
习近平的心理其实很好分析，他现在就类似毛泽东在搞大跃进失败，饿死几千万人，搞到民不聊生“人相食”之后，被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诤谏”时的心态。
他想的当然不是“我错了，我要改”，而是“这帮老东西要造反，现在不能硬杠，我得慢慢想办法收拾”。
习近平不是一个懂经济、擅长治国的人，他擅长的只是揽权、弄权。他之所以要在上任后不断折腾，搞垮一个又一个行业，是因为他既不懂经济，又想在经济领域“怒刷存在感”。他认为他的插手会令经济越来越好，他预期的插手结果不是“烂尾”，而是“出政绩”。
但中共国经济本来就积弊颇深，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本来就处于一个尴尬而脆弱的平衡中，国营企业靠吃垄断收益生存，实际上是靠向民营企业吸血生存。习近平的插手，看似帮助了国营经济，搞了“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捏爆了国营经济赖以生存的“血包”，广东话叫“倒米”，结果，整个经济都不行了。
这和毛泽东搞大跃进三面红旗，插手基层生产太深，害得原本就勉强糊口的农业产量无法支撑全国需求，出现大饥荒，完全是一回事。
都是因统治者过剩的控制欲溢出，国民经济本就脆弱的运行秩序被打乱，导致全社会承受重大损害。
毛泽东当年弄出这些问题后，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就搞了“诤谏”，在毛泽东看来是“逼宫”。
彭德怀等人为什么要“诤谏”？
因为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无视国民经济已经遭受的重大损失，不去尝试纠偏，不去让经济政策回到能维持生存的运行轨道上去。没有刘少奇，总会有张少奇、王少奇，没有彭德怀，总会有李德怀、孙德怀，总之事情坏到那个状况总会有人被迫站出来试着对皇帝“说真话”。
国民经济里有所有政权内部人士的共同利益，国民经济遭受重挫时，这些人并不会没有连带损失。而离实务较近的官员通常也很容易看出毛泽东、习近平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有多么不必要不合理，会认为只在向领导说清楚实际情况，就能把国家引回正确方向。
在决定进谏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进入中国传统君臣的角色氛围中去，把自己当成魏征，把毛泽东、习近平当成唐太宗。
他们会一边乍着胆子进谏，一边进入“文死谏武死战”的自我感动情绪中，并不会把直言进谏当成一场结果指向自取灭亡的政治斗争。
而这种由传统中国文化规训出来的臣子心态，就是他们在决定进谏时不为造反做充分准备的最根本原因。
也是后续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必然败于毛泽东之手，必然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最根本原因。
中共体制内曾经的“反毛势力”，和今天仍在位的“反习势力”，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其容易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面前，在心理上陷入君臣套路，盼皇帝是明君，盼皇帝虚心纳谏，一边发出反对皇帝的声音一边自己觉得自己是忠臣。
然后为了逻辑自洽，为了证明自己是忠臣，就下不了造反的决心。
但毛泽东不是皇帝，习近平也不是皇帝，他们的权势都没有“君权神授”、“天命在我”、“父祖遗泽”的背书，他们需要时刻为保持在政斗中赢得的权势继续战斗。
因此他们根本不会象唐太宗一样把魏征的诤谏视为忠诚的表现。
他们一定会把发出反对声音的人，看成发起新一轮政斗的挑战者。
现在，习近平已经因三年清零和他对经济的各种瞎折腾，在所有改开受益者，在对“保经济”有强烈需求的改开系技术官僚群体面前，进入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之后的“被围攻”状态。
反对的声音肯定出现了，当然，外部不可能了解到中共内部激烈争论的具体情形。
但很明显也很自然地，习近平一定会在各种场景中接收到来自各种自认为“能说话”、“该说话”的人的谏言。
不管是年长于他、看着他长大的老一辈，还是和他同样出身红色家族的发小们，其中都少不了自认为有资格跟他说“掏心窝子”的真话的人。
在每天面对现实事务的下属中，同样也会有希望用各种方式给大政方向纠偏的人。
这些人，这些因习近平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害而不断寻找机会，分别用自以为委婉的方式劝说他的人，会汇合成一股让习近平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反习潮流”。
他们会让习近平感到危机，感到自己必须想办法自保。
但在自保之前，要先虚与委蛇，把这些人给稳住。
毛泽东当年假装认错，事后各个击破，最终报复成功。
习近平现在准备采取的是同一种策略。
如果没有人具备奋起一击，果断拿掉习近平的决心，从目前的态势看，中共内部的习近平与反习势力之争，会和当年毛泽东与“反毛势力”之争有同样的结果。
在政治斗争中，假如一方持的是应对“乱臣贼子”的心态，另一方持的却是做“诤臣”的心态，结果就永远会是文革式的。
目前看来，还没人能跳出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