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行动中的故事4：法国驻港领事馆

在黄雀行动中，法国驻港领事馆扮演了几乎是“救世主”的角色。如果说三合会提供了快艇，支联会提供了资金，那么法国人提供的就是最稀缺的资源，合法的生存权。

当时的法国密特朗政府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对人权保护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这使得法国领事馆成为了这场营救行动的外交总后方。

1、“午夜签发”的旅行证件
大多数被救者抵达香港时，除了满身泥泞，没有任何身份证件。

临时旅行证（Laissez-passer）： 法国领事馆签发一种特殊的“通行证”。这种证件在法律上并不等同于护照，但它代表了法国政府的承诺，“此人受法国保护，请允许其入境。”

效率惊人： 有参与者回忆，法国领事馆的官员经常在深夜或凌晨接到电话，然后赶回位于金钟的办公室，为刚下船的学生加盖签证。这种“特事特办”在官僚体系中极度罕见。

2、第一副领事：梦游者（Jean-Pierre Montagne）
提到法国领事馆，必须讲到当时的副领事梦游者（Jean-Pierre Montagne）。他是黄雀行动中最重要的外交官。
（在金钟领事馆的深夜，有一个总是不睡觉的法国人，人们叫他：梦游者。他用一支钢笔和一枚印章，在深夜的黑暗中，为那些无路可走的人点亮了通往巴黎的航灯。）

人道主义“疯子”： 他的公开身份是领事，暗地里却是营救行动的枢纽。他亲自去安全屋接见学生，核实身份。

顶住北京压力： 当时内地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施压，但梦游者和当时的总领事一直以“基于人道的政治庇护”为由予以回绝。

3、“启德机场”的特殊安检
法国领事馆与香港警队政治部有高度的默契。

直接登机： 当离境安排妥当后，法国领事馆的车辆会直接开进启德机场的禁区。在很多情况下，受助者根本不需要经过香港入境处的常规柜台。

法航的“秘密舱位”： 当时的法国航空（Air France）是主要的承运者。领事馆会提前预订座位，有时甚至会在最后一刻要求飞机延迟起飞，以等待刚从水路抵达的受救者。

4、为什么是法国？（避风港的选择）
相比于美国和英国，法国在当时最敢于“出头”：

英国的顾虑： 英国政府当时面临1997年主权移交压力，处境尴尬，不愿过度激怒北京。

美国的复杂： 美国的审批流程相对繁琐。

法国的浪漫与激进： 密特朗政府视自己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捍卫者。对于那些流亡的知识分子来说，巴黎不仅是避难所，更是精神故乡。严家其、苏晓康、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站，几乎清一色都是巴黎。

5、后续：外交代价
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外交代价。在黄雀行动后的几年里，中法关系一度降至冰点。北京随后通过停止大型采购合同（如空客飞机）等手段表达愤怒，迫使法国在90年代中期逐渐收紧了此类庇护政策。

据说当时法国领事馆的官员为了缓解学生的紧张，会给他们递上法国红酒和牛角面包。这种极其“法式”的慰藉，在那个生死关头显得既荒诞又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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