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华“两晖”对中国模式的错位批判】春节期间，有个住在台湾的美国朋友问我对清华“两晖”——秦晖与汪晖——理论观点的看法。我写了一点文字给她，正好当下简中圈出现对党国体制好坏的争论，所以将此贴出如下：

“两晖”是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人物。尽管秦晖对体制有着极其深刻的批判（这与汪晖为体制辩护截然相反），但他并非纯粹的古典自由派，而更接近于社民主义者。他的核心诉求是公平。他用尺蠖效应（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来批判体制，其潜台词是：政府既然握有如此庞大的权力，就应当提供北欧那样的全生命周期福利。他对体制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责备其“没有尽到社会主义的福利责任”。而汪晖则是极权/国家主义的左派拥趸者。他视资本与市场为万恶之源，为了对抗资本，他甚至愿意拥抱、美化那个不受制约、充满极权暴力的国家机器（利维坦）。因此，在基本问题意识上，两人其实是站在同一政治光谱（左翼/社会主义传统）两端的学者。

我认为，党国的政经制度，其本质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融合。这个体制的底层代码根本不是为了人民的自由或福利而设计的。它之所以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暴力控制）与国家资本主义（极度压榨）融合在一起，唯一目的是实现党国权力的最大化与永久化，以及统治集团与家族既得利益的绝对固化。政权也会为民众提供福利或做好事，但不过是挟恩图报的手段，意在让民众感恩戴德、屈从统治，为其永久执政披上合法性外衣（如北京在西藏、新疆的扶贫）。如果试图向这个由权贵垄断的国家资本家索要北欧福利，在逻辑上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它的社会主义仅仅是用来维稳和剥夺私产的工具。看不清这一点，就极易被其“为人民服务”和高度发展的假象所蒙蔽。

既然你对汪晖更感兴趣，我便重点剖析一下。作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汪晖理论体系最大的硬伤，在于对中国经济体制性质的根本性误判。他试图生搬硬套西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来解释中国问题，却对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深度融合的怪诞现实视而不见。这种诊断不仅药不对症，更为权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危险的掩护。

首先，错把权力之恶当成市场之恶。汪晖将中国的贫富悬殊与社会撕裂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和全球资本主义。然而，中国经济的真相是：国家利用社会主义的权力的高度垄断控制土地、能源、金融等与核心资源，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的逐利机制，在低人权优势下进行残酷积累，来打造一个争霸世界、永不变色的红色帝国（社会帝国主义）。这种极权融合体才是制造不公的超级机器。汪晖对着新自由主义这个稻草人猛烈开火，却掩盖了那个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真正掠夺者——“国家利维坦”。

其次，无视制度性剥削的政治根源。中国的所谓奇迹，建立在绝对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碾压之上。权贵集团右手高举国家社会主义铁锤进行暴力维稳与管控，左手挥舞国家资本主义镰刀收割民脂民膏。贫富差距绝非源于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源于特权阶层对社会财富的结构性掠夺（如土地财政、国企垄断、官商勾结）。汪晖避而不谈政治体制的极权属性以及制度性腐败，反而呼吁加强国家能力，这无异于把致病的毒药当成了救命的解药。

第三，为反文明的历史倒车背书。汪晖对所谓中国道路的推崇及对普世价值的排斥，本质上是在为这种拒绝政治改革的融合模式辩护。他暗示中国可以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的道路，却刻意忽略了这条道路是由数代劳工的血汗、生态环境的透支以及公民权利的匮乏铺就的。他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将一种前现代的权力任性美化为后现代的制度创新，客观上沦为了阻碍中国走向法治与宪政的理论帮凶。

所以，对于中国模式的批判，我不完全认同秦晖基于社会民主主义视角的“讨要福利/追求公平”，更坚决反对汪晖“反资本/拥抱国家”的主张。我的观点是，中国当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左右之争，只存在极权与反极权的对立。

一定要认清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社会主义（以剥夺个人政治与社会权利为代价的全面控制）与国家资本主义（以权力寻租、低人权、低劳工标准为优势的残酷掠夺）的完美融合。这头怪兽并非因为偏离了左或偏离了右才导致不公，而是它从基因里就是一个“极权统合主义”（Totalitarian Corporatism）的怪胎。它用左手垄断收割资源（偶尔分点饭渣渣），用右手镇压维稳。这两者的并存不是体制的失灵，而恰恰是这套体制精密运转的成功所在。

总之，中国的问题绝非患上了所谓西方的富贵病（市场过度自由），而是未能脱离共产极权的原生疾（权力不受控且血腥暴力）。汪晖的理论蓄意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反而在反西方的宏大叙事中，让知识分子丧失了对本土苦难根源最起码的诚实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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