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批评谷爱凌】谷爱凌将美国人对其的批评归咎于“憎恶中国的单一实体”以及“嫉妒她的成功”，这表现出一种极其精致的道德底线缺失的政治冷漠与逻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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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批评谷爱凌】谷爱凌将美国人对其的批评归咎于“憎恶中国的单一实体”以及“嫉妒她的成功”，这表现出一种极其精致的道德底线缺失的政治冷漠与逻辑混乱。
作为一名在自由社会受教育、依托美国顶级训练资源成长起来的运动员，谷爱凌极力将自己的决定装扮为体育无国界的个人自由。然而，她刻意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她所代表的并非一个纯粹的竞技实体，而是一部将体育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机器——一个金牌至上，将金牌视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并以此来粉饰暴力极权的党国。
1936年柏林奥运会，纳粹德国正是借体育舞台来粉饰意识形态，营造所谓国家复兴的气氛。倘若当年一名深受美国制度庇护与培养的运动员选择代表纳粹出赛，美国人的愤怒恐怕绝非出于对德国的偏见，更非出于对个人的嫉妒，而是出于对一个借体育神化独裁、宣扬“雅利安优越论”的邪恶政权的抵制。今天的北京同样将体育金牌视为地缘政治筹码，金牌不再是竞技的终点，而被赋予了体制合法性的象征价值，并用以粉饰太平、强化东升西降、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制度优势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个体的身份选择，都不可能在政治真空中完成；它注定会沾染红色语境的底色，成为戈培尔式谎言宣传的注脚。
当谷爱凌的选择成为极权宣传机器上最亮眼的一颗螺丝钉时，她的行为就已经超越了体育本身，而变成了一种对自由价值观的政治背叛。金牌的成色再足，也无法掩盖其背后为极权背书的道德缺陷。在面对一个对内镇压对外扩张邪恶体制时，有良知的运动员或许不必非要成为政治斗士，但至少不应在利用这种政经红利后，再反过来指责那些坚守普世价值的人“满怀恨意”。
感谢东方这个推，让我知道谷爱凌对批评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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