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关于苏联解体: 你以为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美］列昂·阿伦 赵铁铸 编译 许宝友 校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2012）——每一场革命都是一次意外。尽管如此，最新的俄罗斯革命应该属于最大的意外之一。在直到1991年的数年里，西方的专家、学者、官员和政治家没有一个预见到苏联即将出现的解体，因为当时苏联拥有一党专政、国有经济和克里姆林宫对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无一例外，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甚至未来的革命者自身，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当时的人们无人预料到一场革命的危机。尽管对于苏联体制弊端的规模和深度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些弊端会威胁到苏联体制的生存，至少暂时不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广泛的短视现象呢?西方专家之所以没有预料到苏联的解体，部分原因可能是某种夸大苏联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的历史修正主义。然而，其他对共产主义态度强硬的人也对苏联的解体感到困惑不解。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战略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曾写道，纵观整个“现代国际事务的历史”，他发现没有“比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突然完全解体并消失更令人奇怪、惊讶并且乍看之下令人无法理解的事件了”。美国最主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顾问理查德·派普斯称苏联的解体“出乎意料”。1993年，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关于苏联解体的专刊文集标题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离奇死亡”。

倘若用更容易的方式来理解的话，这种集体的误判本应同社会科学中其他的奇异事情一起，归入记忆的档案，然后被抛之脑后。然而直到20年后的今天，那种认为苏联将会维持它的现状，或者至多最终会开始一种漫长的缓慢衰退的看法似乎同样是一种合理的结论。

事实上，1985年的苏联拥有与十年前大体相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当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更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物资短缺、食品配额、商店前的长队和严重的贫困随处可见。然而，苏联曾经经历过大得多的灾难而且应对自如，丝毫没有放松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更不用说放弃控制了。

1985年前的任何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显示出一场灾难马上到来。从1981年到1985年，苏联的GDP增长率尽管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有所放慢，但是也达到了平均每年1.9%的水平。这种无精打采但也算不上悲惨的增长模式持续到了1989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赤字一直被认为是革命危机即将出现的突出征兆之一，但是1985年苏联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尽管苏联的财政赤字增长迅速，但到1989年仍然低于GDP的9%，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属于可控范围内的规模。与此同时，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超过了2%，直到1990年的5年里，工资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继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了7%。

当然，苏联的停滞状况非常明显，令人担忧。但是，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所指出的那样，“慢性病毕竟不一定是致命的疾病”。即使研究这场革命经济原因的主要学者安德斯·奥斯伦德也指出，从1985年到1987年，苏联的状况“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从苏联政权的角度来看，政治环境也不是那么棘手。经过20年对政治反对派的无情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要么遭到囚禁、流放(安德烈·萨哈罗夫自1980年后一直被流放)、被迫移居海外，要么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之中。

苏联似乎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革命前危机迹象，包括传统上所说的国家失败的其他原因——外部压力。恰恰相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说的那样，苏联在解体前的十年里接近于“实现了所有的主要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场漫长的战争，但是对拥有500万人的苏联军队来说，那里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尽管维持一个帝国的沉重经济负担在1987年后的辩论中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但是阿富汗战争本身的费用依然算不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85年估计是40亿美元到50亿美元，这在苏联的GDP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美国也不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旨在遏制乃至逆转苏联在第三世界优势地位的“里根主义”的确给苏联帝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苏联在这方面的困境也绝不是致命的问题。

作为一场可能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前身，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确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它绝不会给苏联带来军事上的失败，因 为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地知道，太空防御在数十年内都不可能成为实际部署。同样地，尽管1980年波兰工人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造反成为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忧的状况，表明了其欧洲帝国的不稳定性，但是到1985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已经势衰力竭。苏联似乎已经习惯了每隔12年就对东欧实施流血的“平定行动”，1956年是匈牙利，1968年是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是波兰，并不关心世界舆论怎么看。

换句话说，这时的苏联全球实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不论在苏联自己看来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都是如此。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后来指 出:“我们容易忘记的是，在1985年，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相比，苏联的政权更为稳固，政策更为明确。”

当然，苏联的解体有许多结构上的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但这些原因不能充分地解释苏联解体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在1985年至1989年间，在经济、政治、人口和其他结构性状况没有出现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苏联的国家及其经济体制是如何突然被许多人视为可耻的、非法的和难以容忍的，而注定要失败呢?

像现代的所有革命一样，最新的俄国革命始于“上层”迟疑的自由化，而且它的基本原则远远超出了调整经济或者改善国际环境的必要限度。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核心无疑是理想主义的:他想要建立一个更合乎道德的苏联。

尽管他们的旗号是改善经济，但是几乎无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首先是纠正道德上的错误，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在改革初期的大多数公开言论，现在看来似乎只是表达了他们对斯大林主义过去的精神败坏和腐蚀效应的苦恼。这是绝望地寻找解决重大问题的办法的开始，而这些重大问题是每一场大革命的起点:什么是有尊严的美好生活?什么构成正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什么是正派和合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在1987年1月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告诉中央委员会:“苏联正在形成新的道德氛围。”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公开性”和民主化是苏联社会改革的基础。“对各种价值观正在进行重新评价和创造性的反思。”后来，戈尔巴乔夫回忆起了他当时的认识:“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错误做法划清界限。”他将此称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公开性的教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回忆说，1983年，他在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十年后回到苏联，感到人们发出如下吼声的时刻就要到了:“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一切必须采取新的方式。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路径、我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那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生活。”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来说，1985年苏联“社会的道德状况”是“最可怕的”:“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告中、报纸上还是在高高的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之中，为彼此颁发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自由化小圈子的另一位成员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也对无处不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行为感到痛心。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说:“一切都烂掉了，必须改变。”

回到20世纪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前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上的大厦是多么不稳固。但是，这位苏联第五代的领导人对政权的恢复力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似乎相信，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也是可控的。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对采访他的人说:“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而且在文化层面上，苏联模式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大多数受教育者、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拒绝苏联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反而从精神上和政治上压迫人。”

到1989年，改革带来了一场革命。这主要是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暴力深恶痛绝，因而在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开始超出他的本意时顽固地拒绝诉诸大规模的高压手段。即使是为了“维护制度”而采用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措施也是对他信念的背叛。据一位见证者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说过，“我们被告知，我们应该公开回击”，然后他握紧拳头挥 出象征性的一击，“一般说来”，这位总书记继续说，“我们可以回击，但没人愿意这样做”。

当我们把目光放在克里姆林宫外面发生的事情上时，各种观念和理想在推动俄罗斯革命中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突出。亚历山大·鲍文是苏联著名的记者，后来成为“公开性”的热情先驱。他在1988年写道，在人民对腐败、无耻的盗窃、谎言和诚实劳动的障碍日益高涨的“怒火”中，改革的理想“成熟了”。另一个见证者回忆说，对于“实质性变革”的期待四处蔓延，由此形成了一群规模可观的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事实上，欢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种种期待非常强烈，而且日益强烈， 因而塑造了戈尔巴乔夫的实际政策。突然之间，观念本身变成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的物质因素。

用雅科夫列夫的话说，官方的意识形态“像钢箍一样”将整个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现在，它的公信力正在迅速减弱。新的认知推动了对待政权的态度的变化和“价值观的转变”。逐渐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怀疑。罗伯特·K．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认为，“如果人们把一些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其结果这些情境就会成为真实的”。在人们对苏联政权表现的看法和评价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后，也正是因为这种看法和评价的根本改变，苏联经济的实际恶化才作为结果产生了。这成为“托马斯定理”的又一例证。

在1987年写给苏联某杂志的信中，一位俄罗斯读者把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情况称为“意识的彻底决裂”。我们知道，他是对的，因为俄罗斯的革命是第一次民意测验几乎从一开始就勾画出其进程的大革命。就在1989年底，第一次有代表性的全国舆论调查发现，在四代人经历了一党专制和独立的政党不合法之后，实行竞争性选举和让苏联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合法化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到1990年中期，俄罗斯地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允许个人自由行动”，“健康的经济”就更有可能实现。六个月后，一次全俄罗斯民意调查发现，56%的人支持迅速或者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年，支持市场经济的受访者比例增加到64%。

那些灌输这种明显的“意识决裂”的人与那些引发现代其他经典革命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作家、记者、艺术家。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人“帮助制造了那种普遍的不满意识、那种一致的公共舆论……从而制造了对革命变革的实际要求”。突然之间，国家的“全部政治教育”变成了“文人墨客的工作”。

苏俄的状况就是如此。报刊亭前排着的长 队——有时候早晨六点街道上就挤满了买报纸的人群，每天的报纸经常在两小时内销售一空——以及主要的自由派报纸和杂志订阅量急剧飙升，证明了大多数著名的公开性作家或者——用萨缪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的导师”所具有的惊人力量。他们是: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和亚历山大·齐普科，杰出的评论家瓦西里·谢柳宁、尤里·切尔尼琴科、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新闻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列恩·卡尔平斯基、费多尔·布尔拉茨基，其他未提及姓名的至少还有20多位。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兴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不仅要全面改造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推翻现有的社会规范，而且要实行个体层面的革命:改变俄罗斯国民的个性。正如1987年米哈伊尔·安东诺夫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我们究竟怎么了?》这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所宣称的那样，必须把人民从“他们自身中，从那些扼杀人类的最高贵品质的道德败坏过程的恶果中”，而不是从外部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如何拯救呢?通过使新生的自由化成为必然不可逆转——不是赫鲁晓夫的短命的“解冻”，而是气候的根本变化。那 么，什么能够保证这种不可逆转的过程呢?首先是“对精神奴役的重现具有免疫力”的。《星火》周刊是宣扬“公开性”的主要出版物。它在1989年2月写道:只有“不论以何人或何种名义都不会成为警察眼线、不会背叛、不会撒谎的人，才能使我们摆脱极权主义国家的再次降临”。

这种推理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要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但是要拯救改革，改革必须能够改变人的“内心”。这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似乎没有令任何人感到困惑。那些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似乎认为，通过改革拯救国家与把人民从精神困境中解救出来是紧密——或许是不可分割地—— 交织在一起的，而且结论到此为止。重要的是使人民摆脱“农奴”和“奴隶”地位，重新获得公民身份。“够了!”一本关于二战时期的流行小说(这本小说改编成了同样广受欢迎的电影)的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高喊，“谎言够了，屈从够了，怯懦够了!最后，让我们记住:我们全都是公民，一个自豪国家的自豪公民!”

在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后，托克维尔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与以前的政权相比，革命所推翻的政权往往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压制性。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说，这是因为尽管人民“可能遭受更少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更加敏感了”。

像往常一样，托克维尔深入研究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美国的“国父们”到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在本质上相同的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恰恰是在通过自由和公民权力来寻找尊严的过程中，“公开性”的颠覆意识才得以存在，而且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就像《星火》和《莫斯科新闻》必定会对它所发表的文章能与“站在坦克上的鲍里斯·叶利钦”照片并列成为最新俄罗斯革命的象征感到自豪一样，阿拉伯国家的网页也会感到自豪的是:它们能够与开罗解放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道、叙利亚被炸毁城市中的造反群众照片一样成为当前阿拉伯革命的象征。撇开语言和政治文化不谈，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和所激发的情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引发了突尼斯的骚乱，进而开创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的一位示威者告诉一名美国记者说，布瓦吉吉的自焚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而是“因为他……要地方当局对他的问题负责但却被打，这是政府的问题”。在班加西，利比亚人的造反始于人:“人民要结束腐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2011年2月从开罗报道说，在埃及，人们想要的是“长期受压制的人 民的自我赋权——他们不愿意再担惊受怕，不愿意再被剥夺自由，不愿意再被自己的领袖羞辱”。1991年，他也从莫斯科作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前的20年里，突尼斯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2%和8%之间。由于油价高企，濒临起义边缘的利比亚也拥有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令人想到，在现代世界中，经济进步并不能取代公民的自豪感和自尊。除非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会继续对后苏联世界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民主动荡感到惊讶，就像我们对苏俄感到惊讶一样。2011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写道:“无论‘稳定’的威权主义政权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真实利益或口头上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一种强大的尊严感，使我们无法容忍任何对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的否定。正是人民——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男女老幼们的神奇力量使得他们聚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强烈的道德冲动、对真与善的追求是国家成功改造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或许足以推翻旧制度，但无法一下子克服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文化。建立在道德革命之上的民主制度，无法在一个缺乏宝贵的基层自我组织和自治传统的社会中维持正常运作的民主。这大概就是实现“阿拉伯之春”承诺的巨大障碍，就像俄罗斯的情况一样。70年的极权主义造成了国内的分化和不信任，使俄罗斯的道德复兴困难重重。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摧毁了一个帝国，但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帝国式思维遗产，使他们容易接受新威权主义的普京主义。普京主义的宣传主题是“敌对势力的包围”和“俄罗斯人站起来了”。此外，斯大林主义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悲剧，从来没有得到充分正视，也没有得到补偿，正在腐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公开性”的宣扬者所热情告诫的那样。

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再一次慢慢走向新的改革时刻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和今天的石油价格为数百万俄罗斯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统治精英厚颜无耻的腐败、新式的审查制度和对民意的公开鄙视引发了公众的疏离感和犬儒主义，其程度开始接近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只要在莫斯科呆上几天，与知识分子谈一谈，或者浏览一下俄罗斯最流行的互联网平台“LiveJournal”上的博客，或者到顶尖的独立反对派网站上看一看，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格言“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再次成为人们的一 种信念。自由的道德律令再度彰显出来，而且不只是局限于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2011年2月，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自由派智库当代发展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像是2012年总统竞选纲领的报告。报告中说:“过去，俄罗斯需要自由以便生活得更好;如今为了生存而必须拥有自由……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全面审视价值体系和塑造新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可能用旧思维建立一个新国家……国家能够对人作出的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正是这种对自尊和自豪的相同的思想和道德追求——始于对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无情的道德审视，在短短几年内掏空了强大的苏联国家，剥夺了它的合法性，使之烧成了空壳，最终在1991年8月轰然倒下。这种思想和道德之旅的传奇绝对是20世纪最后一场大革命的核心内容。

本文译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2011 年 7—8 月号，作者列昂·阿伦( Leon Aron) 系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部主任。

［译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