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的《制度基因》，不同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起源》和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an）的《极权主义民主》的理论框架。为什么许成钢要重构极权主义理论框架？传统理论存在哪些缺陷？

许成钢说：

我之所以要提出制度基因分析架构，其原因在于现有的文献不能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

一是从实证的角度。已有的文献讨论的极权制度，没有明确是哪一种极权制度。刚才您提到的这两部著作，从实证方面来看，阿伦特只稍微讨论了一点苏联共产极权制度，而塔尔蒙则完全没有讨论，所以理论空白很大。即便阿伦特涉及了一点苏联极权制度，但她这本书的重点是德国纳粹极权制度。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极权制度的产生，就会知道，最重要的是共产极权主义制度，而不是纳粹的制度。

首先，极权制度产生于共产极权制，纳粹是跟它学的，时间上比共产极权要晚。其次，共产极权制在社会上的影响比纳粹要大得多。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二战刚结束时说：“在过去的六十或八十年里，所有国家都对极权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忧，想保护自由和西方文明，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阻止通向奴役之路的发展。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这是极为重要和深刻的警告，因为就在米塞斯的警告发出后不久，共产极权制在全世界大规模扩张，统治了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中国。

1997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大量地记录了共产极权制度在世界各地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按照这本书的记录，全世界被共产极权制迫害致死的人有一亿。在这一亿人中，中国占了六千万，而这六千万中有四千万是死于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其他的两千万包括了镇反、土改、反右以及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第三是共产极权主义理论的完整性，这决定了共产极权制影响之大，诱惑性之高。但是已有的文献没有认真地去看所有这些方面，因此这些文献在分析共产极权制方面是非常不够的。

二是从理论的角度。制度基因作为分析框架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者窄一点讲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尽管这里讨论的问题不局限于经济学的内容，但这个方法论来自经济学。相关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运用了几十年，我只是在已有基础上再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从方法论上讲，也和已经存在的极权主义文献的方法论有很大的不同。总之，我的理论架构主要在这两个方面与以往极权主义理论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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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许成钢接受《中国民主季刊》专访，在专访中，许教授谈到了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本书与此前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有何不同，极权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独特性何在，如何看待极权主义之下的经济增长，民主转型在中国如何才可能等等一系列问题。

对以上问题和本次专访详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下载采访原文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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