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毛泽东死后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和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未能清算毛泽东遗祸，不但给改革造成严重桎梏，还给“毛N世”复活极权统治埋下祸患。

文革发动60周年，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中国民主季刊》本期笔谈《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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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自 1978 年底以来的将近五十年，中国始终被“文革”重来的阴影笼罩着。尽管社会各方精英和中共党内一些人士一再发出反思文革的呼声，然而不仅反思文革本身成为禁忌性话题，而且现实生活中比文革更甚的历史倒退现象一再出现。或许我们在讨论反思文革的同时，也需要对反思的“反思”作一些探究。反思的“反思”要从 1981 年中共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说起。

1980 年 10 月，中共举行了有党内高级干部、部分理论研究者、军队高层将领参加的内部“4000 人大会”，就如何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争论激烈，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大量尖锐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压制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强调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不如不做”。正是在这一基调上出台的《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在当时推动了中共党内扫除思想障碍，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未能彻底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及毛思想，使此后至今近 50 年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的思想基础、制度痼疾和社会心理条件依旧存在。习近平上台后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历史倒退，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粗略说来，这个《历史决议》有三大问题 ：

1. 《决议》在本质上是一份高度政治化的总结性文件，其政治功能远大于史学意义上的详尽考证与多角度剖析，为遮掩历史真相、限制对真实历史的深度公开讨论，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邓小平强调《决议》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对史实的追溯“宜粗不宜细”，这使得 60 年代晚期以后出生的许多人基本上不了解文革真相，甚至把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毛时期曾经流行的做法当作是薄的“创新”之举。

2. 《决议》对毛泽东的“罪错”和毛泽东思想作诡辩性的切割分离，把文革劫难的责任归咎于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就把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甩锅给林彪、江青、陈伯达等，给清算毛泽东设置禁区，阻止了本来还能继续推进的思想解冻和理论解构进程，从而一方面使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被继续禁锢在以马列毛为圭臬的精神枷锁之中，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对毛泽东时期的扭曲记忆和错误认知，纵容民间的“仇富”心理和仇视现代文明，使得文革式思潮在中国仍有厚实的社会土壤。

3. 《决议》虽然指出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严重制度弊端，但回避了事实上存在的“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独裁”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由此就无法深刻认识为何领袖个人的罪错，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和长时间的全国性内乱等民族浩劫。这不但无法避免类似文革劫难的再次发生，而且将“党的领导”定为国家宪法的根本原则，使得中国难以走出百年动乱的历史迷途。

最后，如果把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及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与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苏共与中共的历史道路和国家命运的分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简单说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启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为 30 年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埋下了历史伏笔。而邓小平的阻挡与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使中共未能实现“去毛化”，并进一步将中共和中国锁死在“四项基本原则”内，一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触动中共体制深层矛盾时，所谓的改革就寸步难行。

就此，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历勃列日涅夫的十七年停滞时期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党内的改革力量重新启动历史前行的齿轮，最终迎来颜色革命。尽管俄国在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方面还路途艰难，但毕竟迎接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中国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改革基本停滞。胡温时期，尤其是胡锦涛第二个五年任期时，用“不折腾”来抵御来自党内外保守力量与改革力量的两面夹击，最终把一个本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的可能前景，生生地反转成习近平上台当“毛二世”，用超过毛时期的高压恐怖统治，使国家陷入长夜无尽的黑暗时期。

就此，关于“反思”的反思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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