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遇难者王楠与余英时

王楠是“六四”死难者中死得最惨的一位，其遇难经过在余英时先生下面的引文中有详细的描述。

王楠的姨父是丁关根，“六四”屠夫邓小平的桥牌搭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邓小平的屠杀是肆意的虐杀。

王楠失踪后，丁关根曾派司机和专车帮助王楠父母王范地、张先玲去各处寻找。后来也用一些方式关怀、抚慰这对难属，其中有一次送了内部演出票给他们。

到了演出场地就坐之后，张先玲发现，自己的前方就坐着李鹏。她“咬牙切齿”，悔恨自己没有带把剪刀……

后来，张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第二提琴手，年年和其他母亲成员一起，奏响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哀歌，于是丁关根与她家断了往来。

余英时是张先玲的至亲，两人是姑舅老表，余的舅舅张仲怡即张先玲父亲。在南方，“姑舅老表滴滴亲。”

余英时得知内情后，发誓不回大陆。其时，大陆有关方面搞统战，之前给余在大陆出版了几本书。余把这些书的稿费全部捐给天安门母亲。

下面是余英时谈王楠母亲张先玲的来信：

“我现在才发现：在数以千计的天安门死难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亲在内。我有一位至亲，一九四五―四六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年，那时她才上小学。我们重逢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北京，她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一九九二年初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托人转寄，但这封信一直到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我现在要把她信中的一段话引在这里：

我的小儿子□□于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点―三点之间被戒严部队的枪弹击中头部，牺牲在天安门附近的南长街南口。据目击者告诉我，他倒下时还用手比了一个「V」字，可恨的是当时有救护车赶到，部队不准抢救，大约因为他是倒在长安街边的原故；以后他们又将在长安街上死去的人埋在二十八中学的墙外。我们一直找不到□□的踪迹，直到八、九号他们又将埋的人挖出来，当时因□□穿了一套军服（旧式的），他们以为是军人，就冲洗干净，找了一个小医院的太平间存放起来（大医院的太平间都满了），最后确定不是军人，才通知我们去认（因为我们通知了学校，学校又报了公安局）。 □□是个高中生，他当晚十一点半从家里出去，他说一定要纪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要伸张正义；结果尚未到天安门广场便中弹倒下，照相机也被部队拿去。可恨□□用生命换来的底片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关于天安门屠杀的一个镜头，任何注释都是多余的。四年以来，我读了无数篇关于天安门屠杀的记载和评论，但这一切文字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封短信给我的震动之大，哀痛之深。由母亲亲笔写儿子在天安门被屠杀的经过，这是我所读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还附了死者的一张照片和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过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级时所写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慈爱而又互相了解的关系。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为朋友，这样才能消弭代沟于无形。这明明是一个充满着推己及人的爱心的好孩子，但这样一个刚刚开始茁壮的幼苗却活生生地为北京屠夫扼杀了。他中弹倒下去的时候竟「不准抢救」，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野蛮的政权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吧。我已记不清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北京时有没有见过他，那时他才八岁，即使见过，印象也模糊了。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着清秀、聪慧、和温厚。难道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竟是中共宣传中所说的「挑起反革命动乱的暴徒」吗？可惜我今天还不能发表他的姓名和遗像，但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很快到来的。

我已说过，这位天安门死者母亲的信是毋需注释的。不过关于六、四时北京各大医院太平间已停满了死难者的尸体这一点，我必须用另一位亲戚的话来加以补充。这位亲戚去年来美探亲，恰好告诉过我她亲眼看到的六、四屠杀的另一镜头。她是一位医生，而且抗战后便在北平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至今仍然是党员。她说，她服务的地方是北京的一所很小的医院，六、四那天她的医院中便抬进了好几十个中弹的伤者。她和同事们曾全力加以抢救，但一个成功的例案也没有。原来戒严部队所射的都是「开花弹」，击中的都在体内爆炸了，医生们开刀之后，一个个都垂头丧气，束手无策。这是一个独立来源的有关天安门屠杀的另一真实镜头，但恰好可以为上引的信添一个注脚。

……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对大陆的民主运动作出任何直接的贡献。但是为了不能愧对这个孩子，为了不能让这个孩子的血白流，至少至少，我必须也「纪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这个孩子只是数以千计的天安门前被屠杀中的一个，不用说，其他的许多死者也必然同样会留下无数的记忆——在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的心里，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识者的心里。世界上没有比记忆更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便是大陆民主运动的最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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