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的“独派”一定会在中共帝国覆灭之际纷纷现身。
因为割据自立，不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是乱世豪强的最佳生存策略。
为了生存，原本不是独派的乱世豪强也一定会变成独派，原本不支持解体、独立的人也会变得支持。
长期被压制在旧帝国版图之内， 早就有独立愿望的东突厥、图博特，不会放过千载良机。
台湾、香港，都会尝试寻求更安稳的政治地位。
苦于转移支付的沿海地区也会想要趁机摆脱内陆的吸血。
当独立是对于自己而言的最佳策略，在现实面前，谁都会选择独立。
所以海外的独派并不需要担心“墙内独派力量薄弱”这种表象。
亿万改开遗民，都是潜在的独派力量。
一旦帝国覆灭，解体、独立，就会是强者群体中的主流思潮。

海外的独派现在该做什么？
该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准备好与墙内独派合作。
甚至被墙内的独派抛弃。
因为如果海外独派不脚踏实地思考问题，不认清自己在独立事业中的配角地位，不把协助墙内独派实现政治上的长期生存当成自己的战略任务，他们是有可能被墙内的独派抛弃的。
在现实政治面前，理想主义者也要放下身段——如果你真的希望本族本地的独立事业获得成功，你的族人同胞独立建国。
海外独派现在要做的，是高竖义旗，为独立事业进行宣传，也是为未来的墙内独派准备思想武器。
为此海外独派首先要准备好具备一定弹性的，到时还能进行调整的，用于替代中共政治宣传的民族叙事。
因为一个能随时套用到现实局势进展中的民族叙事框架，一个能把墙内独派，或者说不得不走上独立建国道路以自保的地方豪强“框”进去，打扮成族人景仰的民族英雄，也“绑架”成会为本族未来劳心劳力的民族战士的叙事框架，能最大限度把豪强和本族民众都引到寻求双赢的合作道路上去。
而对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兴国家来说，对一个需要让治下民众尽快摆脱中共洗脑余毒的新政权统治者来说，打造一套能有效说服民众的叙事，是刚需。
这套叙事不仅要能说服民众。
也要能说服新兴国家的周边邻国，说服国际社会试着接纳，试着认可这个新生的政权。
海外独派要先摆出合作姿态，帮助凭手中武力实现割据的新政权统治者把维持统治的内政成本和外交成本压到最低。
然后，引导新兴国家走上繁荣转型之路。

墙内独派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是在中共帝国倾覆之前为求保存实力，基本上不可能公开活动，因此也就不可能把资源用在打造独立的民族叙事上。
而墙内独派，从目前局势看来，原本并不抱持独立理想，只是时势所迫被“赶鸭子上架”的可能性相当大。
因此对独立后的地方治理、维持统治、恢复民生和长期发展战略，未必有充分准备，甚至可能没有想法。
如果没有一个早就进行了充分准备、反复打磨的成型叙事支持，纯靠“半路出家”的墙内割据者边试错边调整，不论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还是在本国与邻国之间，都可能会增加许多磨擦，彼此都会多交一些“学费”。
而这些摩擦、这些“学费”，将造成地区的不稳定，增加区域内所有国家重建经济、恢复民生的难度。
更危险的是，如果在中共帝国倾覆之后，成功拿到帝国残余资源实现割据的地方豪强中仍有相当比例是伤害链逻辑的信徒，用重建伤害链的方式维持统治，那么按照伤害链系统的天性，他们很快就会去尝试侵略邻国，甚至重建帝国，远东地区就有可能陷入长期动荡。

我们要认清，在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在帝国的废墟上，独立，不是理想也不是空中楼阁。
是得到“合久必分”历史规律强力支撑的政治现实。
是在旧帝国无法保持内部团结，强者纷纷选择分治、割据之后的必然结果。
我们要思考的并不是怎样实现独立，而是自己要以怎样的身份，凭籍哪些资本，参与到这个政治现实中去。
也是我们应怎样在现实中争取最好的结果，一个令墙内独派、海外独派和各族各地民众都能“赢”的结果，各方利益都能最大化的结果，一个因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能长期存在的结果。
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为在墙内最终不得不割据自保的豪强设计一条从旧政权成员到新兴国家建国者的安全通道，怎样为本族本地民众早日恢复民生规划一条国家品牌重建之路。

在大部分人只愿思考眼前事务的时代，总要有人肯去思考一些长远战略问题。
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帝国会解体成多少块，分别由谁统治，甚至也不是割据建国的人到底是伤害链信徒还是产业链信徒，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在整个国家裂变过程里，人们能不能保持暴力冲突的低烈度，强者能不能坚持不把杀人当成解决问题时的首选手段。
以及，即使在部分割据地区，强者把杀人当成解决问题的首选手段，能否有一部分地区的强者不这么做？这些地区能否保持与前者的隔离？
在我看来，中共帝国会不会崩解已不是问题，各族各地会不会先出现割据再由割据走向独立，也不是问题。
问题是割据之后、独立之后怎么办，在那时的沦陷区，文明的火炬是会光照万里还是会风雨飘摇。
而这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亲自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