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甘肃省一名前地方官员马瑞林，曾在当地从事民族、宗教行政工作约20年。他近日接受本报记者在线采访时，讲述了中国政府以“宗教中国化”为旗号推进宗教管控强化的实际情况。

马瑞林说，“宗教中国化”从改造清真寺开始，如今已经进入国家试图定义“穆斯林相信什么、如何生活，以及应该如何记忆自己的历史”的阶段。他指出，了解行政体系内部情况的前官员公开讲述中国宗教政策的实际运作方式，非常罕见。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曾担任负责宗教事务的中层干部。他回忆说，自己在任职期间“一边隐藏自己的信仰和真实想法，一边工作”。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宗教工作信息系统”。据他介绍，该系统收集宗教场所的位置、宗教人士的个人信息、信教人数等数据，后来成为中国各地进行宗教控制和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他说，自己无法忍受成为“一个作恶机器的一部分”，于2024年2月起生活在美国。

马瑞林表示，习近平政权于2015年提出“宗教中国化”后，最初的重点是排除宗教活动中的外国影响，并彻底贯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此后甘肃等地的地方政府开始将伊斯兰教传统建筑风格中的清真寺穹顶、宣礼塔等视为“去中国化”的象征。

将清真寺改造成中国式建筑的行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逐渐扩大到全国。

在这一过程中，过去被视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惯，也开始被与恐怖主义和极端化联系起来，被重新定义为“危险事物”。

如今，“宗教中国化”正逐渐扩大到宗教教育、宗教人士管理、讲经内容、儿童宗教活动以及家庭教育等领域。

马瑞林回忆说：“清真寺改造是将‘宗教中国化’这一抽象口号付诸现实的第一步。”

他指出，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通过改造后的清真寺外观，国家向人们展示，谁拥有对宗教事务的决定权和解释权。这种重新定义随后进一步深入到宗教本身的内容之中。”

对于“宗教中国化”，基层官员最初是以“惊讶和困惑”的心情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引发民众反感，并留下后患。

然而，随着中央政府不断下达新的要求，官员们的关注点逐渐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转向如何推进改造工程、汇报成果、压制民众反弹，以及避免自己承担责任。

马瑞林说，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并不一定会抵制相关政策。相反，为了升迁和自我保护，一些人反而会对本民族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他说，在中国，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官员”，必须对党保持绝对忠诚。“在体制内，人的良知会成为一种负担。”

甘肃省省会兰州以及临夏回族自治州聚居着大量回族穆斯林。在街头，可以看到头戴希贾布的女性和戴着小帽子的男性，也能听到“阿萨拉姆·阿莱库姆”等阿拉伯语问候。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依然十分浓厚。

然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些习惯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或听到。这是因为当地对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管控尤其严厉。

马瑞林表示，新疆的宗教管控更加深度地嵌入国家安全体系，其技术能力、财政投入、监控摄像头密度以及人员管控能力，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马瑞林说：“首先在新疆实施的强化管控政策，会逐渐推广到其他地区。”

他说，甘肃、青海等地的官员会被派往新疆接受培训，然后将宗教管控的经验和方法带回当地。

事实上，甘肃省内的宗教管控也在不断加强。

记者走访甘肃省内约20座清真寺发现，传统伊斯兰建筑风格的穹顶和宣礼塔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清真寺都被认为是在2018年以后改造成中国式建筑。

几乎所有清真寺都安装了大量监控摄像头，并且都能看到“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的标识。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学习法律法规”“党亲国好法大”等标语也随处可见。

据相关人士介绍，清真寺工作人员等宗教人士经常参加学习会，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

对于清真寺改造，最初各地曾发生穆斯林抗议活动，但目前已经趋于平静。

对于被改造成中国式建筑的清真寺，一些穆斯林无奈地说：“只是换了发型而已。”“只是换了帽子，里面还是一样的。”

马瑞林解释说，穆斯林群体的心理变化经历了“困惑和愤怒，随后是恐惧，再后来变成疲惫和沉默，最后变成自我安慰”。

但他强调，不满并没有消失。

“大多数穆斯林发自内心地厌恶党对信仰和日常生活的干涉。他们无法进行可能导致逮捕或拘押的抗议，但仍有人在家中继续礼拜，教孩子宗教知识，偷偷保存宗教书籍和传统。权力不可能彻底改造人的内心。”

甘肃省前地方官员马瑞林讲述了自己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以及他对“宗教中国化”政策未来走向的看法。

——为什么辞去官职，并成为中国政府的批评者？

2016年以后，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系统性地镇压穆斯林，而且这种镇压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继续留在体制内，我就会被迫参与自己反对的事情，最终成为一台作恶机器的一部分。

我认为，如果要阻止这种镇压，就必须有人向国际社会讲述真相。

——中国当局对你施加了什么压力？

当局不断对所有可能与我保持联系的人进行审讯和调查。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株连制造恐惧，让我保持沉默。

中国政府已经认定我是“背叛祖国、逃往美国，并加入极端宗教组织的人”，这种说法荒唐至极。

把维护信仰、批评宗教政策的人描述为“极端分子”，不过是为了把问题转化为安全威胁，并以此为镇压提供借口。

——少数民族在体制内工作面临哪些困难？

进入体制的人，会逐渐从自己的民族身份转向“官员”这一身份。他们甚至会把与自己同民族的人视为“需要管理、控制和改造的对象”。

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会对本民族采取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态度。

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被怀疑“偏袒自己的民族”。

——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拘押穆斯林等指控。

自2015年以来，我一直通过各种信息来源关注新疆发生的事情。我了解到，当地修建了大规模的“再教育”设施，许多穆斯林因为宗教活动而被关押。

2018年，新疆大规模拘押问题在联合国受到关注。但中国共产党否认相关事实，随后又把拘押改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把宗教压制改称为“反恐和去极端化”。

这与其说是在解释事实，不如说是在通过语言操纵控制人们如何理解事实。

但是，被拘押者及其家属的证言，以及那些失去信仰和语言的人们的经历，都不可能被抹去。

人们不可能永远控制记忆。

——“宗教中国化”目前的重点在哪里？

“宗教中国化”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消灭宗教，而是让国家全面控制宗教的存在方式和解释权。

清真寺、阿訇、礼拜、斋戒、朝觐等形式可以继续存在，但国家会逐渐规定什么才是正统信仰、应该如何解释经典，以及谁有资格成为宗教人士。

清真寺改造只是第一阶段。

政策的对象已经扩大到“人们相信什么、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

其中存在的是一种恐惧和无力感：人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在某一天突然被定义为“问题”。

——今年7月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部法律与其说是引入了一套新的民族政策，不如说是将此前已经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融合以及风险管理等政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它可能成为中国当局将海外批评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人士定义为“外部势力干涉”等行为的法律依据。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局能够自动实施跨境监控或将有关人员遣返回中国。各国的司法制度以及外交关系仍然构成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