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对于报上所载的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蔡旭明确表示“我尚有怀疑”。在随后的一次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河南固城县一位被称为“农民小麦王”的劳模要跟他种五亩试验田比高低。蔡旭不愿“打擂台”，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 ，不管种试验田。”蔡旭因此被校党委树为全校三大“思想落后反动”教授之一。在1958年7月北京市委教育会议上，北农大党委副书记兼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吕恒甲指名批判蔡旭“狂妄无人”，还说：“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

高层领导也关注到了这场农民和教授之间的对决。7月初，康生在参观完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后点名批评了蔡旭：“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康生还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也应该这样评级，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

尽管受到巨大压力，蔡旭依然不肯胡说八道。8月22日，在北农大的农业“大跃进”誓师会上，教师们轮流登台放“卫星”。有人提出了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的目标，赢得阵阵掌声。而蔡旭提的目标仅为“小麦高产指标800斤”，这当然不能过关。第二次他把数字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通过。最后他勉为其难地把指标提高到“亩产1000斤”，才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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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教授，蔡旭和李竞雄的遭遇更艰难一些。在1958年以来的四年里，北农大55名教授中有33名遭到批判，蔡旭、李竞雄首当其冲。同情他们的北农大党委书记、代校长施平（1911~）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初被免职。校方给蔡旭等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经常开全校大会予以斗争，还以画漫画、演活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嘲笑和挖苦，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还把大部分师生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以彻底改造他们的思想和教学体系。蔡旭等变得长久默然不语。

---1958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与遭遇
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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