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晚上八九点钟，北京郊区大兴县委书记带着十几个干部，冲到马村外第三道防线前。马村从八月三十日起就在杀人，当天夜里他就来劝过，村支书不听。民兵拿着木棒、铁棍、铁锹守着三道防线，县里的人从凌晨冲到晚上，冲了三次。县委书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九天前，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三天后，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他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得更直白：“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他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兴县公安局就传达了讲话。治安科一个副科长召集县城黄村的红卫兵负责人、镇长和民警开会，把镇上二十七户“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家一家介绍给红卫兵，划好谁包哪几条街，定下二十七日下午三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打死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就打死吧！”

二十七日，黄村打死两人。同一天，派出所指导员把各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叫来：“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话从县里传到公社，从公社传到村。新立村一个大队，打死了五十三人。

马村的治保主任把村里一百多个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关起来，老人、壮年男人、妇女、儿童分四处关押，另设一个刑场。村支书李恩元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

民兵经过请示，才让县委书记一行排队进村。同去的县委干部看见，审问的人拿着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逼被审的人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据说是地主富农等变了天好回来清算的账。说没有，就打。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一个年轻人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孩子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一铁棍砸在他绑着的手上。孩子不久失血死了。两个人把一个打死的人抬上小推车，那人“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挣扎着掉到地上，一个人上去用铁锨狠拍了两下，又装上车运走。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交不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押去坟地找的路上跳进了水井。审他的人说他自绝于人民，拿四齿耙下井去捞。县里来的人就站在旁边，拦不住。

县委书记劝李恩元停手。李恩元把杀猪刀往桌上一拍：“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他反复说的还有一句：“要求杀绝，不留后患。”县委书记压不住，直到北京市委秘书长带着卫戍区的政委来，马村才停手。马村杀了三十四人，救出一百零八人。

动手最晚、杀得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三十日，公社文革组长搭县公安局那个说“打死就打死吧”的副科长的车回公社，路上问：“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了公社，副科长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当晚公社开秘密会，文革组长宣布三十一日夜里十点半统一行动，“拔尖子”还是“一扫光”，各大队自己定；散会前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一夜之间，九个大队杀了一百一十人。公社文革副组长到现场督战，嫌一个大队只杀了两个人，夸另一个大队杀了十一户、五十六口。

那几天，大兴全县的社队干部和民兵杀了三百二十多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全家被杀绝。

县里传达禁止屠杀的指示后，几个杀了人的大队很不服气，说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大兴的杀人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九月二日，市委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十三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对全国来的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32—37页（谢富治讲话、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与部署、黄村、马村、县委书记在防线前的喊话、大辛庄经过、市委紧急通知均据此文；同去县委干部张连和所记原载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转引）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第25、27、30—33页（张连和所见男孩、跳井诸事，大辛庄干部不服气，林彪1966年9月15日讲话，均据此转引）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49页（毛泽东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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