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零点，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被人从秦城监狱的囚室里带出来，带到监狱南门口西侧的一间小屋。他后来写，小屋里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张白纸，纸上有黑字，盖着‘秦城监狱’的红色图章，图章的中心是一个象征中国共产党的五角红星。”这张纸叫《公安部释放证明书》。监管人员念完了证明书，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唐国青和一个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张远的人找他谈话。后来他才知道，北京市公安局根本没有张远这个人，那是公安部一局的副局长。为什么要匿名，他不知道。至于为什么挑在半夜，他写：

“为什么是在午夜零时把我带出来？那是因为我是在1989年5月28日进来的，后来判了7年，到1996年5月27日零时，整整7年。超过一分钟，就侵犯了我的人权。”

那年他六十三岁。他十六岁在上海入了共产党，八十年代给赵紫阳当了十年秘书，当过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因为六四被关起来的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元老、常委和军队首长到邓小平那里开会，商量戒严和撤换赵紫阳。李鹏当天的日记记下了邓小平的话：

“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九天以后，五月二十八日，鲍彤被叫到中央组织部谈话，一去就没有回来。六月三日夜里军队开枪的时候，他已经关在秦城了。一九九二年，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和“反革命宣传煽动”两项罪名，判了他七年，另加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坐牢那几年，妻子蒋宗曹每次去探监，都给他带话：“谁谁谁问你好”，“谁谁谁要你保重”。他们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结婚的，那天她的肺病刚治好出院。一九五八年他下放劳动，她在信里写：“不知为什么为了你，我总是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真是我的一个大包袱！欲丢无法？！”常来家里探问的人里，有一位宗凤鸣，原来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年纪比鲍彤大，心脏不好，从航空学院到鲍家住的木樨地路相当远，这些年里每隔几个月必来探问一次。鲍彤在牢里听着这些问候，心里冒出一句：“旧雨新知入梦来”。宗凤鸣知道他的刑期一九九六年五月满，到了日子来看他，扑了空。

那天零点以后，鲍彤没有回家。他写：

“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后，犹未餍足，决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车前呼后拥地把我押进西山脚下一个职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军全天候密集守护的围墙里。”

那个地方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管理处家属院二排二号”，对外叫“杏林山庄”。他当场就说，他到这里来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不让他回家“是不合法的”。

跟监狱不一样，这里家属可以来探视，可以陪住。儿子鲍朴就在这里陪过他。有一回，中央办公厅派来的一个干部和鲍彤争了起来，那人脾气上来，嘴一撇：

“你不就是说共产党违法吗？共产党违法同我有什么关系？”

鲍彤一拍桌子，两眼一翻，一句“你懂什么”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那人走后，他对儿子说，孟什维克还算普通性质的政党，布尔什维克从全面说谎到全面违法都是一回事，“搞到最后就是黑社会。”鲍朴看他脸色铁青，一句涌到嘴边的玩笑“你怎刚刚明白”，也没说出口。

到西山的第八天，六月四日夜里，有人来告诉他：要回家，可以，全家得搬到指定的地方去住。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我恳请党和国家领导敦促有关部门纠正这一违法行为。”又过了将近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底，他才回了家。他写：“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扫地出门，从木樨地扫到了八宝山。”宗凤鸣又赶到八宝山来看他。这一回，新家的铁栏杆、大铁门、小铁门、岗亭都还没装，监视用的各种装置来不及配套，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的人也没配齐。鲍彤写：“因此侥幸得很，宗老居然进了门，上了楼。”

两年的剥夺政治权利期满，一九九八年五月，公安人员向他宣布，恢复他的政治权利。他说想去美国看看儿子和亲友，问行不行。公安人员说：“你有权申请护照，但批准不批准要由上面决定。”第二天，他照规定填了两张申请表。表上有一栏叫“单位或派出所意见”。他没有单位，就把表送到派出所，派出所说，他的档案不在这里，不能签。他前前后后向派出所、公安分局、北京市公安局问了十多次，表该送到哪里去签，每一处都说不知道，都说早已反映上去了，上级还没有答复。

一九九九年，六四十周年，海外一位记者书面问他现在怎么过日子。他答：“活得很轻松。”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十二点睡，中午打个盹，每天接送外孙女上学，教她一点数学；只是新家离市中心太远，接送孩子要耗掉好多时间。问他现在和政府是什么关系，他说他严格守法，关系应该是正常的，“政府对我的安全大概非常关心，也许有不少人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为我操心哩。”他说，比起前八年，一九九七年五月以后“我觉得有进步”：有关部门对他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不太高兴，再三再四劝告、警告，“但总是相当客气和有礼貌。我欢迎这种进步。”在同一份答卷里，他写：

“只要存在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公民的权利永远不可能落实，即使今天似乎在某些人身上落实，明天仍会在这些或那些人身上剥夺掉。”

二〇〇〇年五月六日，鲍彤和蒋宗曹在北京街上走着，被一群人围住，蒋宗曹被推倒在地。那群人自称是“政府部门”和“党的部门”派来“执行任务”的。他向派出所、市公安局，一直到国家主席报警，石沉大海。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去世。第二天上午，鲍彤和蒋宗曹准备出门去吊唁。他写：

“我们刚出房门，就遭到一群人围堵，不准我们下楼。蒋宗曹被推倒在地，经医院检查诊断，胸椎第12椎体压缩性骨折，至今卧床，不能行动。”

她那年七十多岁。他自己小指骨折，手腕扭伤。他对那些人说，他们上级下的这种命令没有道理，没有人性，是非法的，违宪的。那些人“低头默认，但继续执行上级的非法命令，把我围困在家达十五天，直到2月2日，我才被允许下楼晒太阳。（我坐牢期间，作为囚徒，尚有每天晒太阳的权利。）”他把这些写成一封信，请北京市公安局转交全国人大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信的末尾写：“希望这封信能够送到，并且得到答复。”

二〇一二年，十八大召开前几个月，对他的监控又收紧了。《纽约书评》的记者伊恩·强森去看这位年过七十九、自称“半个瞎子”的老人，便衣不让他进门，两个人就去了一家麦当劳。聊着聊着，强森说：“那张桌上有人在关注咱们。”鲍彤说：“没事，家常便饭。”后来强森说，咱们走吧，不打扰了。鲍彤问怎么啦。强森说：“有人给咱们照了相。”鲍彤说：

“麦当劳的咖啡可以无限续，不加钱，牛奶砂糖都免费。要不要去加一点儿？”

每年六四前后，他常被带离北京，说法叫“旅游”。二〇一四年，他被带回浙江老家，六四过后几天才回来。二〇一五年五月三十日，八十二岁的鲍彤又被国保从家里带走，孙女跟着去照顾。六月四日，美国之音的记者打电话问蒋宗曹，人在哪里。她说没有信儿，家里有人跟着去，她跟孙女讲过，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诉她：

“看样子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他们从来就是这样，一来时间也不告诉，还有到什么地方也是绝对不会说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大快开了。一位知情人对自由亚洲电台说，鲍彤夫妇住一处，女儿住紧挨着的另一处，两处各有三十二个人日夜看守；他出门，一定有一辆车跟着，另有两个便衣。鲍彤自己对记者说，外面电线杆上有个探头，看得见他家里，“在我楼下开了一个音像店。我住在三楼，音像店在一楼。”每天下午五六点钟，一定有一辆车开过来，把东西拿走。音像店的人吃饭，是派出所叫人送。有一回，送饭的走错了门：

“因为我没有订饭，我说你是哪里的，他说是派出所叫我给你送饭，他说你是音像公司吗？我说不是，音像公司在一楼。”

那天记者正和他通着话，家里突然有便衣敲门。半小时后记者再打过去，他说，来人通知他，从即日起到十九大开完，不得接受记者采访，还跟他打了招呼，说不久要带他出去“旅游”，不会出远门。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李锐和几个老朋友在一家酒店聚会，鲍彤最后一个到。李锐当天在日记里写：“鲍彤已解禁，4个便衣跟随取消了。”五月三十一日，六四前几天，记者又打电话给他。他说，国保已经打过招呼，六四之前不要接受采访，今年不带他出去了：“你打电话来，他们都知道。”

二〇二二年春节，鲍彤和蒋宗曹是两个人在家过的。春节以后，两人都住进了医院，同住一间病房，再也没有出来。最后这一年，从国外打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七月十八日，儿子鲍朴经过一番“防疫”的周折，到了北京。最后这二十年，他大约每年春节能回北京看一次父母。这时两位老人都已身患绝症，母亲已到弥留之际。他探视了一个月，“她的精神能够凝聚起来，认出我的时间一共不过20秒钟。”他回到父母的卧室，两张床都空着。母亲的床头柜上有一本《西班牙语900句》，一本《挪威的森林》折着翻开了几页；父亲床边除了常年堆着的《辞海》、英语课本和英汉词典，还有一本翻旧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一本《双照楼诗词藁》、一本中译《苏格拉底之死》。他想起从前开的玩笑，说他们两人“一辈子绝不看同一本书”。

八月二十一日，蒋宗曹因癌症去世，九十岁。她是翻译家，译过《霍乱时期的爱情》。告别式定在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在八宝山的梅厅。二十四日晚上十点，警察到了记者高瑜家，说上级让他们来的，不能去参加。鲍彤还在医院，医院说他身体不行，不让出院。二十五日一早，他在推特上写：

“偌大一个告别厅，只准进30人，减去机关14人必到，儿孙5人不可阻，亲戚只有11位能进，朋友是负数。对挽联进行姓名审查。名人只许署姓，不准署名。——严防死守，大概是治国理政的新规定。”

十一月五日是他九十岁生日。女儿鲍简说，家里人“也是经过特批，能到医院跟他过一个短暂的生日”。那天他录了一段话：“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的历史的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他看完的最后一本书是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之后就再也没力气举起那个用了九年的平板电脑。十一月九日凌晨，他在呕吐中挣扎，一连串听不清的话里，鲍朴只辨认出几个字：“……杞人忧天……”七点零八分，他走了。

当天，有关部门就派人来和鲍朴商量告别式的名单。鲍简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要家里把愿意来的人开个名单交上去：

“然后就把其中一些他们认为敏感的人就删掉了，就说那些人绝对不能去，如何如何。我就有些疑问，我说哪些人是我父母的好朋友，哪些人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愿意去，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让这些人去。他们说你也能理解。我说我不理解这些。”

从他去世到告别的七天里，“他们天天到家里来”，告别前一天夜里十二点多，还在跟家里谈这谈那。家里给他做了一份生平年表，想在现场发，他们说不能发。挽联可以送，但不能署全名，只能写“马先生”“张女士”“郑教授”。朋友们把花圈送到鲍家楼下，守在那里的便衣看见挽联就撕；鲍简下楼去拿，“已经都扯掉了”。高瑜被列为“绝对不可能”参加的人。她想让儿子替她去，儿子被前一天就守在她家附近的公安堵了回来。公安对她儿子说：“你去就代表她去。”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告别式在八宝山梅厅举行。三个月前蒋宗曹的告别式，也在这间厅，也是上午十一点。这天上午，八宝山不接待别的丧事，一排四个告别厅只开了这一间。厅里摆满了花圈和挽联，有些落款只有一个姓。他从前的部下送来的花牌上写着：

“老领导终获自由”

——鲍彤《序宗凤鸣追记整理的赵紫阳谈话集》，《鲍彤文集：二十一世纪编》，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2年，第234—236页
——鲍彤《鲍彤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2005年2月28日），《鲍彤文集：二十一世纪编》，第210—211页
——伊恩·强森《伊恩·强森和鲍彤喝咖啡聊天》，鲍彤译，《鲍彤文集：二十一世纪编》，第513—516页
——《鲍彤答张伟国六十问》（1999年），鲍彤《中国的忧思》，太平洋世纪出版社，第69—74页
——《李鹏六四日记（勘校本）》，网络整理本，1989年5月19日条
——鲍朴《我的父亲鲍彤：坦荡怡天寿》（含《鲍彤自述》），美中时报2022年11月15日转载
——《李锐日记抄本全集》，胡佛档案馆藏，李南央抄录，2018年1月20日条
——林青《海内外民运简讯》，《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
——美国之音2015年6月4日《中国当局严防任何纪念六四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9月16日《十九大临近监控升级 鲍彤被要求停止接受采访》
——自由亚洲电台2018年5月31日《六四前夕 鲍彤遭禁声异议学者被旅游》
——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8月22日《赵紫阳秘书鲍彤丧偶 蒋宗曹因癌去世享年90岁》
——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8月25日《鲍彤妻子蒋宗曹告别式遭当局严控 异议人士被禁出席》
——美国之音2022年11月9日《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病逝 “争取未来”生日感言成绝响》
——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1月9日《90岁鲍彤逝世——中共体系的“离经叛道”者》
——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1月15日《鲍彤告别式八宝山举行 “绝不可能者”场外悼念》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2022年11月15日《赵紫阳秘书鲍彤告别式红二代送花圈 北京严限异见人士出席》
——美国之音2022年11月16日《鲍彤丧事横遭干涉 高压维稳怪招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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