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各色间谍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王芸生所领导的《大公报》也面临着抉择。也许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也许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一丝希望，在毛的邀请下，在《大公报》内共产党人的“劝说”下，在中共“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的承诺下，王芸生决意北上北 平“投奔”共产党。

这是一个令后人费解的选择，因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对毛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年当王芸生等大公报人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即对毛直言“不要另起炉灶”，而毛则答曰：“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在王芸生读了毛的《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后他连续四天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还是最终投向了这个充满帝王思想之人，他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可毛所缔造的王国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吗？王芸生此后的遭遇证明其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幼稚。

1949年就在王芸生刚来到“解放区”，天津《大公报》就被改名为《进步日报》，对此违反“承诺”之举他亦无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旧《大公报》“文人论政”的“反动”。此后尽管他还担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坚持的独立办报原则彻底的破灭。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但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写《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自己最珍贵自豪的那一段历史多有“批判”，其中的违心和痛苦后人难于体味。

文革爆发后，王芸生依旧免不了遭“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因为1934年出版过权威性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毛亲点其名让他“参加对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后就一直被当作装点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可以说，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样畅所欲言，撰写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没能完成多少有价值的其它事情。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才华横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时光，该是怎样的痛苦啊！

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

---《大公报》总编临终前悔恨自己葬送了这份报纸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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