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以前专栏文章中专门批评过科技浪漫主义，我们曾经援引多项经济学研究来证明这种论调的错误之处，但是这种论调现在已经变成中国人不容置疑的常识，而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和国家科技产业政策也受到这种科技浪漫主义影响。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施穆克勒，基于美国铁路行业超过一个世纪的完整数据发现，技术创新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诱因，反而是经济增长促使需求增加才诱发了技术革新。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伊尔马·阿德曼还注意到，新工业技术比如通讯科技、资讯科技和交通科技，在传入到发展中国家以后影响微乎其微，并没有产生像19世纪工业革命那样的效果。说到工业革命，1980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制度变革才是19世纪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并没有那么大的神奇效用，1988年有经济学家还指出，由市场制度改革与市场发展水平提高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乘数效应，大约是工业和农业技术改革对应乘数效应的三倍。也就是说，人们显然过于高估了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大大低估了制度改革的真实贡献。1980年代，经济学家们在研究技术变革对半工业化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时还发现，1950-1973年间，半工业化经济体有70%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要素供给增长，只有30%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例中，约有一半是由于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革新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只占将近15%，远远低于我们对科技转换成经济效益的心理预期，远远低于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和资源配置共同产生的巨大经济贡献。这样的研究从1960年代以来就层出不穷，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中国至今还在流行科技浪漫主义，就好像跟世界脱节了半个多世纪，至今还在幻想科技转化成巨大经济效益帮助中国弯道超车，这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

2020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南韩发展研究所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但是发达经济体生产力增长却放缓了：过去15年发达经济体平均生产力增长不到之前15年的一半，商业活力还不增反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逆流而上把经济增长全部押宝在科技投资上，仍然是一种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思路，不但无视前沿经济研究，还无视经济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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