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广州时，每到六四，国宝都会要求我“去旅游”。我问：“如果不去呢？”答曰：“那我们就派人守在你门口，你除了去菜场，哪里也不能去。去的话，我们可以找个度假村休息休息。”想想被关在家里几天确实难受，于是就“随他们去”了。一般会被带去从化温泉、南昆山或罗浮山上的度假村。那时政府很有钱，常住五星级酒店。他们说我不能离开他们视线，晚上还得有个人陪我睡。我坚持说和陌生人睡不着，僵持了两三个回合，他们最终让我一个人住一间，他们三个挤一间。

当时《南方周末》尚未被全面清洗，国宝多少也受过一些自由化启蒙，对民主自由还有点敬意，对政治转型似乎也保留了一些可能。远不如今天的国宝那般铁石心肠。尤其是川普上任后，长期不断诋毁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华盛顿沼泽）法治与选举公正，这反而让国宝国安底气更足了，常拿川普和美国“嘛噶高官”的话来打我们的脸，说实话，即使能言善辩如我，还真不好反驳。

越秀区那个姓黄的国宝是个毛粉，但性格开朗，对贪官也有一点毛式正义感。几年前应该已经退休了。另外两个较年轻的国宝，对政治、经济趋势特别好奇，也喜欢历史。他们的领导有意限制他们接触外部信息，以便控制他们。所以他们每次见我时，总有问不完的问题，真的是如饥似渴地听我讲各种局势背景、历史逻辑、经济趋势，态度一直都很尊重客气，只要和他们的任务没有冲突，这种对知识的尊重通常是真实的，而不是假客气。

后来，我打破了原先与他们达成的“默契”——即六四前后不采取任何行动。在六四前两天，高调去探访了良心犯家属汪艳芳（唐荆陵的妻子）与王贺楠（王爱忠的妻子），于是直接被市国宝接管。当时带队前来控制我的是市局一位主管国宝的副局长，东北人，笑面虎一枚。这也是我接触级别最高的警察，当然以后的审查监控也跟着加码。就像我在公众号发点完全无涉政治的生活随感或读书随感都会莫名其妙被删，还要禁言。那次他也没有特别为难我，只是限制我到7号才能回家。换最近几年，直接寻衅滋事，即使不判，最轻也得关满 37 天取保候审。

再后来我去了成都，就没有“旅游”安排了。因为教会每年都会有六四祷告会，通常在教会外就被集体带走，集中关押到傍晚再放回。再后来回到老家，六四期间国宝一般不再找我，只是打个电话寒暄一下，也不会提具体要求，意思就是“我们还在关心你”。今年连电话都省了，大概觉得我已无足轻重，危害越来越小了。

我并非八九一代，但始终能理解那一代人内心深处的荣耀与创伤，牺牲与坚持。他们曾是这个国度发出“要民主”的最强呼声者，也曾为自由与尊严走上街头，在各种困顿艰险中保有不灭的良知火种。然而近年，我越来越难掩内心的复杂与悲哀。太多曾经的民主斗士，如今却投身于对川普的崇拜、迷信与妄言之中，将一个口头反华、实则蔑视践踏法治、支持中共镇压六四的政治巨婴当作“盼望的化身”。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仅背离了自己曾经高举的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的理想，还将原本在海外最支持中国民运、最为人权事业提供资源与庇护的民主党政要，当作敌人来攻击。他们咒骂佩洛西，诋毁拜登，把真正在制度内推动全球人权议题的人当作“通共卖国”；却对那些与独裁者称兄道弟、羞辱盟友、践踏真相的言行视而不见，甚至张口便是“深层政府”、“选举舞弊”、“泽连斯基是演员”、“乌克兰是白左傀儡”这类令人汗颜的谣言谎言阴谋论陈词滥调。

他们不再是在捍卫宪政与自由，而是在出卖曾经的自己。他们口中的“反共”，已不再是基于普世价值的抗争，而成了一种被阴谋论劫持心智的情绪宣泄，是借川普的“强人神话”，来填补自己对现实的无力感。他们早已不再寻求建立一个更公义的制度，而只想找到一个能痛打他们恨之入骨对象的工具，无论这工具本身有多么卑劣、反智与虚妄。

这个曾经高举启蒙火炬的群体，连在俄乌战争这样的事情上，连最朴素的道德直觉都可以扭曲遗弃，他曾经所追求的“民主”与“人权”还有多少真实可言？他们并非被压迫改变了信念，而是在自由选择之中，主动背弃了真理。

八九一代终将花果凋零，正如每一代人都将谢幕。但真理不死，公义也不会永远沉默。那些曾为自由与尊严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他们的名字、呼声、情志与血泪，不会被历史抹去。国族的命运，不操于人手，而在那位掌管历史、鉴察人心的主手中。

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持守良知与正义，不随波逐流，不与愚昧为伍，不与恶毒共沉沦。有时，这样的坚持只是微光，不被看见，也无人喝彩；但它胜过网络听床师谣翻中共的正义虚火，也胜过理智沉沦被流量操控裹挟的反共幻觉。

愿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得着安慰，愿那位赐下盼望与复活的主，亲自扶持激励所有在黑暗中仍仰望光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