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要烧毁？
在一些研究周恩来的书中，都写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扩大会议。一本书中写道：“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另一书写道：“由于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尘封了整整三十 多年的这桩历史公案，只能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窥见。”

我看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如此重要的会议的原始记录，怎么会“没有保存”呢？如此珍贵的中央档案，怎么会“全部销毁”呢？某书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邓颖超同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倒是透露了一些销毁的过程。据邓颖超说：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记录后全部销毁。

看了这些文字，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我一直想要证实和探究这件烧毁档案的重大事件，而觉得不能“顺便一提”，轻轻放过。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烧毁重要档案、特别是中央的核心机密档案，都是不能允许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见面，见了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赵炜已经有七十多岁高龄了，但她双鬓微白、精神矍烁，至今仍在各地讲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平事迹。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烧毁批周会记录原因何在？

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中美会谈的叶剑英，这次也“陪绑”一起挨批。叶剑英也写了一份检讨，题目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们两人在会上作了检查，又挨了一顿批。

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于是，一场高层的批斗会至此正式落幕；时至今日，随着内情的不断披露，批周会的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我们所探索的烧毁批周会原始记录的原因，终于露出了端倪：

一、是为了替周恩来、叶剑英平反，把他们的检讨烧了；
二、是为了保护复出的邓小平，保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等人，把他们批周的发言统统销毁了；
三、是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归咎于江青等“四人帮”；
四、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五、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了批周的总后台、总指挥——毛泽东。

墨写的记录是可以烧毁的，但是历史却销毁不了。它镌刻在世纪的崖壁上，随着时间的磨洗，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实面貌。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