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1965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仍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七二一”方针的说法最初源于 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手下一个脱离共产党的下层军官。这位叫李法卿的军官说，1937年9月，毛泽东对奔赴山西作战的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 李法卿还说，该指示是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的原则。

关于这个“七二一”方针，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中共档案中找到任何证据。但是，这样的精神在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却有体现。

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洛川会议有这样的记载：“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根据地。”

张国焘这样的说法与中共后来公开谈论的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很一致。中共的宣传材料说：“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中共对日本的真正攻击开始于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在距离日本投降还有几天的时间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星期，中共在上述地区迅速“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

中共此番表现令人不禁觉得其有“摘桃子”之嫌。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其著作《谁是新中国》说，“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4):
抗日，到底是“中流砥柱”还是保存实力？
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