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一段文字，想了想还是决定发出来。

杨振宁教授的成就，于社会、于民族、于吾等文明之贡献，在这里毋需篇章。漏夜不得昧时的一些思绪，在此写下，纪恩师杨振宁教授。

1938年，战火蔓延，山河动荡。我的太爷爷随校西迁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
在那个烽烟与理想并存的年代，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让他终生挂念的学生。这位学生就是我的一位恩师，杨振宁教授。

在所认识的人中，杨振宁老师是我有幸相会的伟岸，也是授益我一生的恩师。
我对杨老师的记忆，始于我爷爷与我父亲代代相传的故事，而故事最初的讲述者。自然就是我的太爷爷。
我对先生最初的理解是抽象而遥远的。
“华人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荣誉，在我的认知中缺乏实感，我只知道那是伟岸、是即使仰视也难以捉摸的高峰。

然而我对杨老师最初的印象，却是和蔼地很，与所熟悉的长辈们并无二致。真正逐渐意识到杨老师的工作，还是上了初中，开始有能力系统地学习物理以后的事情。到了九年级，在对万物之基本架构有了微不足道的理解后，我逐渐明白了这位老人的伟大。
那年初夏，我向母亲提出有机会想要拜访一下杨教授，于是便有幸称一句，杨老师。

清华院内那栋二层红砖楼是我多少有些熟悉的地方，我的太爷爷、爷爷、父亲，都曾在那栋楼工作过。而那次去到楼下，却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忐忑，因为这次是要去到杨老师的黑板前。
彼时的我虽然知道杨老师开过本科的课程，但自知无过人天资、也欠后天勤勉的我，此时就算有再多问题，也感到了一丝胆怯。

“我的问题会不会太低级？”
“我连高中生都不是”
“普朗克是怎么填补了克拉莫的理论框架”
“牛顿力学体系的不完整性”
……

事实上我根本不是一丝胆怯，而是胆怯到不想迈开腿。此时的我唯一的想法便是随便寒暄几句草草了事。但是杨老师的一句话彻底打开了我的话匣子：
“很好呀，大学物理就是很难的，里面有些东西我也会头疼”。
这位物理学的伟岸用一句善意的谎言安抚了那个紧张到几乎僵硬的初中生。

和杨老师的时间，与其说是上课，倒不如说是聊天，有时聊到兴起的日子里，晚上都要接着回去聊。涵盖的内容可谓天南海北，从吃饭的口味到研究橡皮擦的原子结构、从核废料的储存到电鳗对能量的利用，当然也有杨老师所熟知的一些研究。
作为我认识的人中极少数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交谈过的人，我与杨老师的对话往往三句话离不开那位物理学的伟岸。也正因如此，杨老师告诉我，他在见爱因斯坦时，紧张到说不出话。

宇宙之大、粒子之微、万物之多变、生命之动人。
杨老师的课，不在笔记与公式时间。而是在引领我如何探索、如何思考、如何在理性中保持感性。
物理与科学正是如此，是理性的、是真实的、却也是温暖的。科学是对理性追寻的极致，却也绝非是纸笔与枯燥公式的往复与纠缠。

我们之间所交流过的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自然是因为我而“向下兼容”的。彼时的我，乃至现在的我，对物理学的基本知识水平与杨老师相比自然不值一提，但杨老师却乐于将复杂的微观物理关系用一两句话来讲明白。杨老师说话并不多，但每句话都很“在理”。
除了少数讲到热情所在时，大部分时间侃侃而谈的人总是我，哪怕是很多在现在看来滑稽的错误与发言，杨老师也总微笑着温和地来纠正。

我自知是辜负了杨老师的，被我占用的时间若是被老师用在别的地方，一定会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杨老师教会了我在探寻理性的路途上不忘感性、在探寻未知的虚无中不忘真实、在万物中不忘自我、在未来之路不问西东。

在杨老师的引领下，我对科学、对理性、对那个存在而又不存在的世界有着惊鸿一瞥。也正因如此，我无时无刻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有多么渺小，而渺小的我们又有多么伟大。

杨振宁先生的成就，早已超越一切篇章所能记述。他的名字属于科学，也属于文明。我们要铭记的，不仅是他在物理学上的丰碑，更是那份谦逊与温度。

杨老师，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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