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先生去世，引发网络热议，甚至不少人认为刘道玉堪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学校长”，这当然并不是什么溢美之词，而是中国教育现状的客观陈述：刘道玉身后，当然还有人担任武大校长，有更多人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其中也不乏值得尊敬者，但无一例外，这些人的第一身份都是为组织管理大学的官员，而不是为师生投身教育的校长。

刘道玉，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校长。在1981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之前，刘道玉曾任职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并参与推动恢复高考和高校领域的拨乱反正。那时的他40出头就已高居司局级干部，仕途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但是，在完成恢复高考的工作后，刘道玉于1979年以身患疾病为由主动从教育部离职，辞官挂印回到武汉大学从事化学研究工作，行政级别直接归零。

但凡有一丁点心思想要做官的人，不可能干出这种“傻事”。

1983年，已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两年的刘道玉被中央工作组叫去谈话，口头通知拟任命他接任即将退休的黎智担任武汉市市长。只要他点个头，正式任命文件很快就下来。

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一市之长的权力之大、前途之广，可以说是无可限量。主政一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了。

可刘道玉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以“缺乏经济和市政管理经验”为理由婉拒了上级的安排。在推脱不掉后，他居然准备坐火车进京找领导当面辞任。最终，组织接受了刘道玉的意见，由着他继续在武汉大学搞教育。

刘道玉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能说出这些话的大学校长，他的自我认同就不可能是一位官员。

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最前沿。

刘道玉的一些改革措施即便放到2025年来看，也都惊为天人。

他上任之后第一项改革是在武大取消了当时的政治辅导员职务，改为导师制。

从讲政治到讲学术，这一改革让武大教师队伍迅速形成“学术至上”的风气，凭真本事做老师。

刘道玉推动的第二项改革是学分制，学生可以自主选课，主修辅修相结合，形成自主的知识结构。

“学分制”在当下的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却是美国方案和苏联方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刘道玉在武大率先推行“学分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教风变了，学风变了，刘道玉推动的改革客观上将当时堪称落寞的武汉大学迅速提升至“中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度，被武大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更为“奇葩”的是，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刘道玉一点都没有向上级提过申请，打过报告。他认为，这是校长的职权范围，不需要向上请示。

刘道玉，是真的拿自己当校长了。

1988年，刘道玉在任期之内突遭免职，上级对他的评价之一是“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

是非功过，今日终可评说。

在我看来，刘道玉校长在1988年被免职是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

很难想象如果他继续担任校长，在其后的历史中将遭遇怎样的挫折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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