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仗，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象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 口号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孕妊”（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成了当时该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到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婦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鐘就死了。

有一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象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我于是剪断、结扎脐带，用浓碘酊在脐带殘端消毒、包扎。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

二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四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

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医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

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忆我亲历的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
作者： 严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