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而来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在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作者: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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