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 从体制内到流亡者：“我自由了”：一位在中国失去信仰的穆斯林官员，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马瑞林曾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一名官员，职责是协助穆斯林群体在国家框架中“顺利融入”社会。直到有一天，官方对宗教的敌意变得无法再承受。

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马瑞林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
白天，他执行的是一套用于规范、管理乃至控制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夜晚，他悄悄走进清真寺祈祷。为了避开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清真寺时，总会戴上一顶摩托车头盔。
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监控体系，正是他亲手参与构建的一部分。
“白天，我的脸和身边的同事没有任何不同，”他说，“到了夜里，当我跪在祷毯上时，我才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马瑞林一直任职于中国宗教事务体系，是一名典型的技术型官僚。他负责制定和执行穆斯林社区的相关政策，并多次率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
大约十年前，随着中国政府显著加大对伊斯兰教的管控力度，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他，开始无法再调和自己在体制内的角色与个人信仰之间的冲突。
如今，50 岁的马瑞林定居纽约。他清楚，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可能会给家人带来风险，但他仍决定开口。
坐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馆里，他如今在这里担任经理，马先生显得从容而平静。
“我自由了，”他说，“我终于能够与自己和解。”

一名中共干部移居美国已属少见，而公开反思并批判自己曾服务过的体制，更是凤毛麟角。
在一系列访谈中，马瑞林讲述了自己从体制内执行者，转变为体制批评者的过程。这段经历，也为外界提供了一扇难得的窗口，让人得以窥见中国如何在制度层面运作宗教控制。

转折点出现在 2015 年。
那一年，马瑞林以甘肃省宗教事务部门伊斯兰事务处负责人的身份，率团前往麦加朝觐。他将那次经历形容为一次“精神觉醒”。
那是他第五次前往麦加。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为了融入身边的官员群体，他喝酒，也很少走进清真寺。
但在那一年，他的内心发生了转变。他戒掉了烟酒，开始规律祈祷。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尤其是自己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对党保持绝对忠诚，但却不能保有人性，”他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被管理、被支配的对象。”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原罪”：协助党构建了一整套针对穆斯林的控制、监控与排除机制。
例如，在 2008 年，他曾参与设计一个数据库，用于记录清真寺的位置与联系方式、登记教职人员姓名，并统计信众规模。此前从未有人系统性地做过这件事。
当时他认为，这是在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宗教活动，尤其是在他所在的这个横跨一千多英里的广阔省份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年轻而有抱负的干部，他也希望借此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勤奋。

直到后来，随着宗教政策日益收紧，他才逐渐看清，这套系统是如何被彻底“武器化”的。
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用于收集信徒的身份信息、到访频率以及同行者情况。这些数据被集中记录、分析，其后果可能包括警方约谈、失业、旅行限制，甚至思想“再教育”。
“我终于意识到，2008 年我参与建立的那些系统，已经变成了束缚穆斯林的枷锁，”他说，“我等于把一条恶魔的鞭子交到了国家手中，用来抽打我自己的族群。”

大约从 2015 年起，中国互联网上开始充斥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马瑞林认为，这种氛围至少是被官方默许，甚至被有意纵容的。
他很清楚，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关闭任何账号或对话，但反穆斯林的言论却得以自由传播。
在他看来，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随后将超过一百万名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送入拘押营和监狱的政策，制造社会心理基础。

最令他痛苦的，是一条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话：
“中国穆斯林滚回你们在中东的祖籍去。”
“据我所知，”他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
那一刻，他第一次真正直面了自己作为体制内回族官员的身份问题。

中国约有 1100 万回族穆斯林，他们的祖先来自汉族与一千多年前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移民。回族在中国西北地区人口集中，但在全国各地也有聚居区。
在外貌上，回族与占中国总人口 91%、整体较为世俗化的汉族几乎没有区别。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几乎无人敢公开表达宗教信仰。到了 1980 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管控，穆斯林修建了更大的清真寺，也有更多人参与宗教活动和朝觐。
但在习近平执政时期，出于对恐怖主义以及对政权挑战的担忧，党显著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控制。

马瑞林出生于 1975 年，成长于甘肃省一座小城，当地人口中回族占了四分之三。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一名长老，但到他童年时，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明显衰弱。
在 1990 年代初上高中时，他的几位老师是因参与 1989 年民主抗议而被下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教会他质疑，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批判性思考的种子。
1999 年，他大学毕业，主修商科，被分配到兰州郊区的一处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
五年后，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职业跃升。他野心勃勃、勤奋工作，并在 2011 年升任副处级干部。
他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同事，他很少去清真寺。
2016 年，他被任命为甘肃省朝觐事务负责人，负责筛选朝觐人员并率团前往麦加。
他说，这些旅程虽然辛苦，但他很享受，因为那让他觉得自己是在为族群服务。
在一个拥有约 2500 万穆斯林的国家里，每年只有约 1 万人获准前往麦加朝觐。在中国，等待时间往往长达多年。
他建立了一套排队系统，试图让名额分配更加公平、透明。

但这些数字记录随后被用于筛除被视为“不合格”的人，例如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党员，或领取社会福利的人。
2016 年，在习近平提出“宗教中国化”后，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斯兰教的打压：拆除圆顶与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同一时期，新疆的大规模拘押开始。
马瑞林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他内心备受煎熬。

2022 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时，他曾在体制内尝试劝阻，认为此举可能激起穆斯林社区的反弹。
在朝觐途中，他没有阻止信徒前往沙特阿拉伯由维吾尔人经营的商店，尽管中国国安部门明令禁止。他有时甚至自己也去这些商店购物，并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间，他一直过着双重生活。
在工作场所，他形成了一套“午间祈祷”的习惯。每天下午 1 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 他会进行祈祷前的净礼，锁上办公室的门，把毛巾铺在地上祈祷。
但前往清真寺变得越来越危险。到 2020 年，甘肃省每一座清真寺门口都安装了摄像头。被拍到进入清真寺的党员会被通报工作单位并受到处分。
那时，他开始戴上摩托车头盔遮住自己的脸。

终于，在 2023 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马瑞林看到了离开的机会。
他于 2024 年 2 月抵达纽约。
十年来，他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自己站在一片遍布污秽的荒原，像露天的蹲厕。他说，这个噩梦在他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天终止了。
瑞林曾短暂做过 Uber Eats 外卖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经营的清真餐馆工作。

他说，他决定站出来，是希望让那些仍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是孤身一人。
他将他们的处境比作夜晚在沙特阿拉伯沙漠中开车。
“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物，只有车头灯前那一点点光束，”他说。
“哪怕路边有人点亮一根火柴，那一点微弱的火光，也足以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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