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放下对社会运动的一种想象：思想的火种一旦播下，时机成熟时民众自然响应，届时振臂一呼即可。这种想象既浪漫天真也是等级式的，让智识领袖们有理由安居书斋，将尚未行动归咎于条件不成熟、民众不觉醒。

“但现实中的运动不是对启蒙的自发回响。即使会在某个偶然临界点上涌现，也不会自动持续并达成效能。从框架设定、动员组织到执行方案，每一步都是具体的工作，而其中需要的经验、勇气和智慧是被极大低估的。还有那些最微小的情感性的和物质性的劳动——谁把食物送进来，谁把垃圾运出去，谁在照顾生病的同伴，谁在安抚崩溃的情绪——才是真正支撑运动的。运动中的许多劳动在幕后、避免被记录、或者不甚被承认，却承担压力、消耗身心，甚至受很多伤。这些弄脏双手却不被充分赋值的劳动，与学术工作对超然和可见性的追求恰好相反。”

——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吕频

吕频在这里道出了一个只有社运人士才明白的事实：社会运动绝不能凌空蹈虚，不能幻想依靠启蒙和觉醒就能形成社会反抗力量；真正支撑社会运动的，永远是具体的情感关怀和物质关切，这是社会运动真正的号召力之所在。

当一个社会只满足于空谈口号，以及正反双方就一些无关民生的抽象问题凌空蹈虚、徒增怨恨之时，政治反对运动实质上就自我废黜了。

社会运动需要有一大批人养成务实心态，除真正关切民生事务之外，还要抑制毫无必要的社会戾气和过剩的怨恨。戾气和怨恨除了给反智主义制造生存土壤之外，也在破坏社会联结，阻碍社会合作，将反抗力量无穷无尽地消耗在内斗上。专制政权制造内外假想敌、摧毁社会自组织以及向自己民众发起认知作战，其目的就是将民众长期牵制在无穷无尽的内耗中，从事实上“阉割”反对力量。

中共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管这个叫“挑动群众斗群众”。虽然中共通常是用“挑动群众斗群众”来指责他们假想敌（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事实上中共自己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专家：倘使民众长期内耗，长期互不信任、互相攻讦，中共即垂拱而治也。

进一步阅读《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多人参与讨论），可移步至《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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