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抗争不一定能成为引爆全国的导火索

通常来说，要产生全国响应的抗争诉求，需要有超出具体维权要求的更有普遍性的上升空间。这也是维权活动难以升级成社会运动、难以演变成革命的原因之所在。

另一种情况是：原本的普遍性诉求长期压抑和频繁找窗口喷发出来，也可能碰到一点儿火星就成燎原之势。

就目前中国社会来看，至今尚未形成普遍性的政治诉求，至今也没有因为具体的维权活动给长期积压的普遍性诉求大开喷发缺口。

我们说“形成普遍性的政治诉求”，这肯定跟一般维权活动不一样：维权活动往往是围绕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也许引发其他社会群体同情，但不至于牵动他们以同样的形式出来抗争；但“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往往以反复抗争的形式不断通过口号表达出来。

维权活动是一种中国特色现象，对中共政权来说是对政权安全程度威胁最低的一种反抗形式，即使一些人指望层出不穷的维权活动消耗中共的维稳经费，但就中长期来看，大力消耗维稳经费并不足以推翻政权。

伊朗伊斯兰政权2022年以前的历次大规模抗争活动更像是民愤淤积太多形成的间歇性喷发，每一次都借偶然事件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其转折点是从2022年开始的，这一年伊朗示威者才开始公然以推翻政权为普遍政治诉求。这种情况到今年尤其突出。

但是政权更迭需要同时满足很多条件。中国目前既缺乏像伊朗那样频发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也缺乏普遍性诉求。但即便伊朗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其政权自身的内部团结又是防止崩溃的最后一道保险。中国也如此。

虽然民间对中共政权的怨恨在升级，但其政权关键支持者仍然稳稳地坚守政权。中国跟眼下的伊朗一样，都没发生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大规模跳船和割席现象，这种情况将不利于政权崩溃。

作为社会运动来说，往往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就是如何分离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政权的支持——这是苏联东欧剧变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当大批精英主动放弃共产政权的时候，余下来的顽固派已经不足以坚守政权了。

普通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反抗活动上，这就像学习偏科，只想学一门科目就想通关高考。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缺乏专业知识，根本没办法引导精英撤回对政权的支持。这个需要通过立足长远的战略规划来实现，这是一般民众无法驾驭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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