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宪法学家张千帆：总统权力过大的典型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国家杜马的议员称，1993年宪法的问题是总统不论怎么做，都不会违宪。预算收入中央化、联邦大区建立、联邦委员会改革、任免地方领导人并解散地方议会都不违宪，而是“管理式民主”。“宪法就好比一个剧本，允许导演宽阔的解释空间。根据这一个文本，俄罗斯精英制造了一曲自由的圣歌，和一个轰轰烈烈的‘秩序’失而复得的故事。”

苏联和东欧无疑经历了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巨变，只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绝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结局都是专政而非民主。如果说1991年政变失败曾是民主化的契机，那么1993年总统杜马冲突的代价则大得多；叶利钦利用强势奠定了超总统宪法秩序，宪法成了强加而非谈判的产物。普京帝国对影响选举结果、创造政党并组织公民社会、控制国家媒体都发挥了直接作用。

叶利钦擅长破坏旧体制，但不擅长建设新体制。他对旧体制的改造也很不彻底，安全部门、军队、检察系统基本没改。他离任的时候，俄罗斯体制存在诸多重大缺陷：过分集权的宪法、过于稚嫩的政党、过于羸弱的公民社会、不能营利因而必须依赖政治力量的媒体、腐败无能低效的司法。

普京上台后，进一步削弱民主体制。三大国有电视台中，普京已掌控第一大电视台；第二大电视台100%国有控股，因而是政府喉舌；经过一番斗争，第三大电视台的老板弃财出逃。1990年代，联邦权力蒸发，地方实现自治。普京上台后，设立大区落实联邦政策，通过在参议院排除州长和州议长使之成为橡皮图章；对于仍不听话的地方，联邦通过操纵地方选举迫其下台。

2003年议会选举，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大胜，获得37.6%的选票；忠于普京的自民党和重组之后的祖国党加起来超过20%，统一党在225个单员选区中获得100席，总共获得300席，离2/3修宪多数差一席。共产党选票被腰斩，只有12.6%，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则未能5%出线。众议院原来还有微弱牵制作用，现在也消失了。在体制内，无论是政党、两院还是州长、寡头或媒体，都不是普京对手。

由此可见，即便在总统制国家，强议会也是更稳定的体制，因为议会比总统更能代表社会多元利益。只要让议会主导立法权，即可保证民主稳定性。譬如16个西欧民主国家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其中有6个还要求超多数改变程序规则，进一步强化了议会规则的稳定性。

然而，许多总统制宪法规定政府全权提议立法，美国大概是独一无二规定所有立法必须来自国会。另一方面，在政党分散国家，总统对立法议程的主导可能有助于政体稳定，譬如7个拉美国家的总统享有某种议程设置权。总统设置立法议程的专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转型后巴西和智利的立法成功，尤其是巴西政党纪律松散、地方差异巨大。除了藤森治下的秘鲁和2000年厄瓜多尔之外，过去10-15年拉美总统制并没有遭遇重大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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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制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总统制危机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国更适合议会制而非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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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总统制——分权模式及其问题诊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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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总统制——林茨命题的修正与细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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