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委保存的机要档案中,不仅有中央的文件通知,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电话记录。
邓小平对李井泉说:“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1960年夏天,邓小平总书记来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他在成都只待了半天。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邓小平握住李井泉的手说:“井泉啊,不要送了,粮 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那时,四川每天有数百辆汽车从各地向长江边运粮。最紧张的时候,宝成铁路的客运都曾中断过,专门运粮。四川交通不便,当地群众是靠人背肩扛,把粮食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运到火车站或长江沿岸码头。
困难时期,全国城镇人口的定量标准保持在27斤,而四川却只有19斤。农民平均留原粮(包括稻谷、小麦、杂粮及薯类),由1953年的622斤降至260斤左右。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中,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共计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当中,中央从四川调粮共计364亿斤,为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其中:
1950年~1952年调粮14.88亿斤;
1953年~1957年(即“一五”期间)调粮162.72亿斤;
1958年调粮39.6亿斤;
三年困难时期调粮147亿斤。
也就是说,在12年当中,四川人民提供了几乎全国城镇人口一年的口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
---周燕:顾全大局的李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