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苟骅：
今天是惊蛰有声·南友圈2026年合伙人大会，坐在我旁边的习老，席文举老先生，80多岁了。他是中国都市报时代的开创者，业界称他是“中国都市报之父”。都市报在中国的存在，其实不仅仅是一张报纸，其实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道路上，真正成型的市场化媒体高峰，现在却深陷低落。程益中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如果说席老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和都市报的开创者，那么程益中则是市场化媒体和都市报的立峰者，他把这个品类推到空前绝后的高峰。今天我们都是老“南友”，内部交流聚会，想请二位聊聊当年那个时代是怎么开放走来的，给我们讲讲故人故事。

席文举：
大家好，我已经退休20多年了，今天听到这些说法，感觉像坐飞机一样云里雾里。现在是AI时代、新媒体时代，整个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回头看当年，我说说当时为什么要创办第一家都市报。当时我们中国的媒体整体都很落后，中国十多亿人口，报纸总发行量才只有2000多万份，都说中国人不读书不看报，但我认为不是大家不想看，是当时的报纸不好看。领导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办一张晚报，可我看当时国内最好的晚报，也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文章能读，其他都没价值，太浪费版面了。我接下任务就说：我要办一张100%的好报，提的口号就是每一篇报道都要让读者喜欢，《华西都市报》在成都做起来……

主持人苟骅：
谢谢席老，核心就是把报纸当成商品，做读者真正想看的内容。接下来想请程总聊一聊，前面有华西都市报开山，当时南方都市报提出来要办一张不一样的都市报，这是怎么样的想法呢？

程益中：
我也是研究了当时所有市场化媒体，尤其是华西都市报案例之后，想换一个思路。我觉得不管是当时的党报、晚报还是已经市场化的都市报，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喉舌性，都站在官方立场去输出信息和观点。我想改变这局面，坚定站在民间立场，站在所有无权者的立场，去报道事实真相和发表真知灼见，发出无权力者的声音，这就是我不一样的初心，我后来总结就是要“打造无权者联盟，当无权者的代言人”。

主持人苟骅：
没错，当年的都市报高峰大家都经历过，现在整个中国报纸，在新媒体、互联网冲击下下滑得几乎没有存在感，这个速度在全球都很罕见——你看香港现在报摊还在卖报纸，是个缓慢衰退的过程，但国内是断崖式下滑。想问问两位，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席文举：
我先说，我觉得大趋势上是正常现象，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有人问我，我就说“报纸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有了新的传播形式，替代旧的很正常。但中国这个下滑速度这么快，有不正常的地方，我给大家理一理。新媒体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网络门户时代，那个时候对都市报影响不大，都市报从1995年诞生，到2015年都是黄金时代，很多都市报都赚了大钱。真正让都市报发行断崖下跌的，是智能手机和智能手机上的客户端媒体……

主持人苟骅：
谢谢席老，讲得非常清楚，核心就是知识产权贱卖的历史失误，现在要亡羊补牢做统一的正规新闻平台。想问问程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益中：
我同意席老的判断，报纸的消失是必然的。当初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我完整经历过报纸从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再到印刷出报的全流程，从纸张油墨的运输筹备，再到排版、印刷及配送，整个生产链条漫长、耗材及耗时成本高昂。我在用屏幕看大样的时候就想，何苦还要印出来再给读者？直接电子发送不好吗？新介质替代旧介质，这是必然的，最后苹果手机把手机大屏化，彻底改变了传播格局，直接把报纸这个介质送进了历史……
但我想说，报纸消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新闻的消亡，是真相的消亡，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关心的问题。报纸消亡不等于新闻和真相的死亡，我现在也还天天看《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的客户端内容，只是不看纸质版而已，介质变化本身一点都不可怕，没必要过度焦虑。现在中国真正可怕的是什么？是新闻消失了，真相消失了，有价值的信息消失了，大量垃圾信息填满了受众所有的时间，把有价值内容的生存空间全挤没了。我一直说，与其花精力思考怎么拯救报纸，不如把精力放在怎么拯救新闻、拯救真相、拯救有价值内容上，这个方向才更有价值。另外还要说，除了席老讲的市场和技术推动，中国传统报纸消失还有一个隐形的推动因素：就是政府层面的政治推动。现在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也更方便政府对传播内容进行掌控，这个趋势在中国很难逆转，我对此是感到非常痛心的。你看欧美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国家，比如美国，传统报纸现在还存在，报纸精神、新闻精神、新闻自由和真相都还保留着，但在我们国内现在的特殊环境下，原来的新闻自由和真相已经不存在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地方，纸媒作为介质消失本身真的不算什么。

主持人苟骅：
感谢两位嘉宾的难得对话，最后我想用十多年前就总结过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死的是都市报，活的是媒体人。在技术创新面前，组织化媒体转型是个伪命题，个体化媒体人转型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