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志业》里说,一个人以政治为职业有两种办法:一是为政治而生,二是靠政治为生。
什么是“为政治而生”呢?经济上不依赖政治(反之则是靠政治为生):要么拥有自己的资产,要么有别的经济来源支撑政治事业。律师收入充裕又有闲暇,在职业政治家中比例大到不可思议不是没有原因的。
闲暇对成长为职业政治家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条件。闲暇意味着职业政治家可以不必将过多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上,进而专注于政治事业。当然,这样的“闲暇”,是需要相对稳定且充实的经济支撑作为保障的。企业家在个人财富方面当然有其优势,但一旦被经济事务纠缠脱不开身,那么就比较难以专注于政治事业。
“为政治而生”的人将政治当成一项“事业”,显然这项事业是需要一定基础和条件的。但也有缺乏资产的社会阶层,在公共政治活动方面颇为积极。韦伯说这样的阶层很容易产生“一种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头重脚轻根基浅”缺乏充足经济支撑的政治热情。这种政治热情要么是不可持续的,比如很容易因为经济困难、因为经济事务脱不开身或者因为缺乏经济条件来支撑政治活动,致使其政治活动搁浅,或经常性断断续续;要么容易产生非常严重的破坏行为,比如依靠暴力手段或者以“法律”的名义掠夺,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来说会是极大的扰乱。
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流亡群体形成了政治反对派,有的流亡群体则始终没形成像样的政治反对派呢?
这跟其流亡群体是否形成职业政治家有直接关系。注意:韦伯讲的“职业政治家”,并不是指政府官员或公职人员,我们在往后的系列讨论中会陆续展开解释。职业政治家以政治为事业是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前提的,闲暇和余裕缺一不可。但即便满足了两个条件,对于流亡群体来说,缺乏政治舞台和社会支持者根基,也限制了其政治才干的健康发展。至少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对政治才干的考验恐怕要超过立足本土社会的政治同行。
职业政治家有必要抑制“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对于流亡群体来说就像一个很难跳出来的陷阱:他们不但意识不到自己“头重脚轻根基浅”的政治热情不可持续,也无法克制自己漫无目的地四面树敌,这些都跟经济基础不牢靠有关系。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两句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就是只盯着“政治”不放,忽视了“政治”需要奠定在“经济”根基之上。这样的政治热忱要么不可持续,要么容易失控成野蛮攻击。
相应地,要向职业政治家转型,有必要谨记韦伯的提醒,不可盲目挥霍政治理想主义,而是要脚踏实地培养反对派的“政治产业”,确保有一批反对派政治精英有闲暇和余裕来重塑政治反对力量。
基本上,你很难想象却没有经济保障的政治反对活动能够应对镇压、打击或挫败的冲击。政治并不总是在赢赢赢。更常见的情况是:职业政治家总在解决问题和对付挫折,这恰恰是社会需要职业政治家的地方。对于需要向反对派政治转型的群体来说,低估对挫折的弹性复原能力,就是造成政治反对活动长期止步不前的最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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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推文中继续讨论马克斯·韦伯的《以政治为志业》。我们将继续探讨如何在反对群体中发掘和培养“职业政治家”这一社会角色以及分析推动反对群体向政治反对派转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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