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绳：我永远忘不了六•四的那一天

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西长安街六部口，路灯昏暗。一辆辆用于战事的坦克载着荷枪实弹的军人，从西长安街由西向东驶来。每一辆坦克驶过，士兵便将枪口对着路边的众人扫射。（后来有传谣说，枪口是向上的，不是对着路边的人群。我想，要么这些人当时不在现场，要么这 些人是在故意以假乱真）。子弹的出膛声，与墙壁和地面的撞击声，还有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坦克子弹对付赤手空拳”的悲壮场面。

就我目力所及，每隔三至四分钟，总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长安街边较近的地方，因为子弹太密集，众人无法就近抢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边稍远的地方，便会有人自动围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弹再次击中受伤者，并实施紧急抢救。三轮车，担架随呼而至，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感谢北京的市民，他们自动地走出家门，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救援行列，提供了急救工具。是他们，使许多伤号摆脱了死神的诱惑得以复生。要没有他们，当时的许多伤号可能会因为抢救不及时或流血过多而死亡。也许，我就会在其中之列。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只是将脊柱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当时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创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住血流。”我的T-shirt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开？）并用其包住伤口。不一会，来了一辆三轮车，我被抬了上去。因为我是背部受伤，所以只能平卧在车板上。在行进中，一直有人按住我的伤口四周，尽量让T-shirt贴紧伤口，不让血流太多。慢慢地，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知道自己受了重伤，用手摸摸身体两侧，粘糊糊的，想必是血。当时头很沉，一个人托着我的脸。我全身麻木，背部有一种似痛非痛的感觉。我想知道一下周围的情况。用力抬了抬头，往旁边看了一下，发觉车上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拭拭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象。

医生动手包扎。他对扶着我的人说：“创口太大，伤口碎片太多，要好好消毒，需要二次手术。现在伤员太多，先简单包扎一下，止住血再说。”包扎后，我被扶到走廊的一角。那里已有许多人正在接受输液。看护我的人告诉医生，我失血太多，需要输血。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剧痛快速地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输液后，我被安置到临时病房。病床一个紧挨一个，每行病床之间只留有供医护人员走动的空间。这时我神志已完全清醒。看看左边躺着的那位，鼻子嘴里插满了管子，大概是在输氧。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V”字手势。

“六•四”清晨，（邮电？）医院的大多轻伤病号被转移到离现场较远的医院去了。（因为伤员太多，现场附近的医院已人满为患。）我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在我的病房里，足有四十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一个外地赴京访亲的农民，整个小腿的肉几乎全被炸光，两根小腿骨暴露在外，看了直让人打寒颤。医生给他动手术时，我不忍心注视他。因为每次医生给他涂沫药水，他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从小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我深知一个历经风吹日晒的农民对一般疼痛的承受力。现在看到他如此摸样，可以想象疼痛的程度。如果他的情况落到我的身上，我真怀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了。

一个体院的学生，双腿从大腿根部被锯掉（据说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断的）。他的病床，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紧挨着我的病床。由于麻醉剂的作用，他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看到他那残存的大腿一直在无助地摇动。难以想象，当他醒来，突然发觉他的双腿已不复存在，他会何等的悲哀！我怀疑他能否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要知道，他是搞体育的。对他来说，腿，不仅是用来完善他的躯体的，而且更是他未来事业的依靠。可是他现在失去了它们。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业。

一个青年科技人员，伤势也着实不轻。通过交谈，知道他刚出校门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颗猖狂的子弹沿着他的胸部紧贴表皮从左边穿到右边。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弹有毒，且受伤部位奇特，手术难度很大。他活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离开积水潭为止，他的伤还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我很担心他以后的伤势。

六月五日上午，在积水潭医院呆了一天后，我被转到了另一个医院。在那里，在医务人员的护理下，我接受了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和数次手术。然后，拖着虚弱的身躯，出院了。

这，就是我在“六•四”那天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