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模式”成为德共样板

八九六四对东欧的实际影响是负面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来源是“天安门模式”或“中国解决方式”（Chinese Solution）。众所周知，这指的是中国当局对北京民主运动的武力镇压方式。具体说，就是对大规模群众示威实行全城戒严、军队长驱直入、以战场热兵器屠杀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 民众，然后扯谎说这是镇压反革命暴乱及其暴徒。

除了人们经常忽略的东欧历史文化的深在作用，柏林墙在1989年11月坍塌有诸多具体的国际因素，其中重要的包括戈巴乔夫及苏联政府的明智抉择、美国里根和肯尼迪政府多年和平抗苏的外交政策、波兰出生的教皇保罗二世的选任以及他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等等。但在东德内部，最直接、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东德工业与文化重镇莱比锡城市的尼古拉教堂，来自那个教堂里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ührer）牧师代表的信仰力量，以及他所组织的社会各界有节制的、持之以恒的、非功利的、理性和平但决不妥协的示威抗议行动。

这项活动起于八十年代初，不久发展为每礼拜一为受政府压迫尤其是出境受阻的各界人士举办讨论会并祈祷。这项活动备受当局骚扰和阻挠，却未曾终止，反而吸引了莱比锡其他三个教堂的信众，并在1989年9月，扩展出另一项活动：每周一和平示威游行。为阻止这项活动，尼古拉教会的神职人员统统被召集到市政厅接受聆讯，两小时的劝诫无效。和平游行在极大压力下付诸实施，游行人数在几周内从数百激增到八千，并且演为全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九月末，临近东德建国40周年，周一大游行的组织者弗瑞尔牧师被秘密警察带进局子。命令明确无误：必须放弃周一游行。东德政治局成员亲自出面传递信息：北京的遥远只是地理上距离而已，如果坚持游行，“中国解决方案”将付诸实施。弗瑞尔牧师回忆说：“他们将在这里采用‘中国解决方案’‘拯救’社会主义。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周一，如果必要，这场反革命活动将被武器制止。’火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满载军队和警察的卡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开枪。”

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到访中国出席中苏峰会时，原定的迎宾重地天安门广场被示威的学生占领，中国自由潮撞击了他的“新思维”，他心潮起伏却什么也没说；1989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应邀到访东柏林庆祝东德建政40周年时，目睹莱比锡波及全东德的民众抗议大势，他听见的是德共总书记昂纳克（Erich Honecker）对北京六月“天安门模式”的赞许。

在北京八九六四之后，“天安门模式”和“中国解决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词语，进入了东德当局的语言和思维系统，确然成为德共解决民众抗议浪潮的终极选择。

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接到了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这道命令已经准备实施：莱比锡的人们见证了天安门模式在东德再现：环城公路上武警严阵以待、军人警察遍布城区、“工人战斗队”四处巡逻、尸体袋卸载到市中心某仓库、家长们接到市委通知下午三点必须前接幼儿园孩子回家、外科医生全部奉命在急诊室待命，教会医院不得接受伤员……

沃尔夫判断说，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

所幸的是，面对越来越近的抗议人群，先是警备重地——莱比锡火车站——的东德军人拒绝开枪，然后是莱比锡东德党部大楼的市政府下令不开枪，最后传来了东柏林新上任的德共总书记柯伦茨（Egon Krenz）的命令：撤离所有军警，避免与人民发生冲突。这一自下而上的决定，奇迹般消解了中共制造的魔鬼之魂——“天安门模式”。

---天安门模式
作者: 北明

图：1989年11月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举行的最大规模示威活动的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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