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文（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中学女同学的一封信，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父亲是老革命，原来是省政府宣传部的官员，文革中因为反对武斗说了一句：共产党也应该讲人道主义！结果被冤狱十年……89民运初期4月底，在西安上大学的我被父母叫回家

……被关在家里不让出门，还和王培文通过信，他在政治中心有很多的信息。记得那个时候他热血沸腾，说自己一定要和同学们一起为反腐败做点事情。那个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正直的党员干部，为国家效力。之后他就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机会给我写信了。

我们中学同学有串联到北京去的，据说见过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入党……被党组织要求去尽力做好学生工作，所以他当时站在学校立场上曾经被激进的同学批评过……
 
6月4日……多次往北京挂长途电话，王培文的学院总机一直接不通。6月6日，他父母人突然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他在北京病危，让他们急赴北京。他的母亲和我妈妈在同一所医院工作，所以他妈妈临行前，曾经哭着跟我妈妈说估计孩子出事了。他父母前往北京后，他在北京的大学同班同学赶到我们家乡来报信，我们这些中学同学才知道他被坦克车轧死了，尸体都无法收起。来报信的同学带回了他的一些遗物，就匆匆离开了……
 
……6月9日，我们200多名中学同学，还有当年熟悉王培文的一些青年工人，聚在一起，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为他举办了追悼会。王培文曾经酷爱足球，而且踢得相当出色，那个操场就是当年他洒下汗水的地方，很多当年和他踢过球的人都和我们站在一起祭奠他。当中有许多人并不是我们的同学。现场摆放了他的遗像，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献上花圈，包括曾经教过我们的中学老师，也有同学组织了捐款。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中学同学捧着他的遗像，抬着花圈，游行到了我们所属企业——彩色显像管厂的正门口。原来我们的计划是绕着我们厂区和家属区走一圈，让他最后看一眼那个他生活了18年的地方。

到厂门口的时候，很多学生的家长还有更多认识他的人在那里拦住我们，那里有更多的人摆放了花圈，并且设了灵堂。

就在那里，中学同学们播放哀乐，并有不同的同学和朋友发表演讲。我是最后一个发表演讲的。

……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一直在回忆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 他的宽容，他的任劳任怨，他的优秀。

当时我父母在场，后来是我爸爸把我的演讲记录下来……我最后说的话是：‘无论广场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相信王培文是所谓暴徒中的一个；无论政府将来如何定论，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放过那些杀害他的凶手；王培文22年短暂的生命如果不能唤醒所有的国人，至少他的鲜血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还有我们的后代知道，一个能够用坦克碾碎他身体的政府是怎样的政府，让我们知道我们离民主和人权有着怎样的距离；也让我们知道，那些号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家伙，和50年前屠杀革命青年的军阀黑势力没有区别！’

提取政治运动有切肤之痛的父亲，在那个时候流着泪跟我说：‘孩子，你讲的太好了！爸爸支持你！’
 
我演讲完了以后，在场有人高喊打到独裁的口号，一些青年工人拉来了障碍物把我们的大门堵了，并进一步宣布罢工；紧接着，更多的人把我们厂其他几个出入口堵了，全场大部分生产线停工，工人们都离开厂区，围绕在大门周围，直到傍晚，公安局派了很多便衣到场，奉劝家长们带我们回家。

大家才慢慢散去，同学们把花圈摆在他家的楼下，并且把遗像带回他家，在家里为他设了灵堂。当时他家里，父母去北京处理后事，姐姐受打击病倒了，只有他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一个人在家，我们有些男同学就在他家呆下来守灵。

……当我决定放弃公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话，他说， 你知道失去国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吗？在那个年代，对于我父母那样老实的共产党员，他们觉得我放弃的不只是工作，而是我所有的未来。记得当时我说：和王培文比， 我失去的只是份工作，他失去的是生命，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失去它给我的所谓未来也未必是坏事。

父母最后答应支持我放弃公职，但是他们要我承诺在他们有生之年，我不对政府发表任何评论……我没有反对的勇气，在后来的10多年里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在不同的外企换着工作，出国留学，移民，只求一份生存。
 
我……一直还有另一个愿望等待实现，就是我对王培文的遗像曾经说过的话……2004年的六四，我父母在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没有告诉他们，一大早我抱着一束鲜花想开车去六部口祭奠王培文，被他们发现了，我父亲非常紧张，怎么都不让我去。

那次之后，他们才开始支持我离开中国，因为他们知道在我心里六四的影响永远不会过去。在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父亲非常伤感，这个60年党龄的老干部，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走吧，让你的孩子不再有你的心结……。”

老茶离开墙国后，不久联系到这位写信的女同学。她还补充说了一件事：

有一年她回陕西，去庙里进香，恰好遇到王培文母亲。王母满头白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俩人只是抱头痛哭。

王父母是基层干部，有苦无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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