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以后,钱理群写到,校园里一片沉寂。北大哲学系学生留下的诗说,教授用枯燥语言讲枯燥课程,空洞教条要重复十几分钟,连最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
北大哲学系一个学生小团体的核心人物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他把父亲称作“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又问:父亲在五四时期可以那么自由地写诗,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这样的表达自由?后来这个小团体的成员被抓,罪名有三条:“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追求绝对真理”。钱理群写,“精神”“自由”与“真理”都成了罪恶。
中苏论战期间,也有大学生对“九评”文章和反修斗争提出不同看法。郭世英说,苏联干部有别墅,我们家就有,凭什么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而中国就不是修正主义?一位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信表示不同意见。1963年,周恩来接见大学毕业生时问,有的学生反对我们党的反修斗争,有什么理由可以站起来讲吗?那位学生真的站起来,还没开口就被当场抓走。事情报告上去,毛泽东立即批示,认为这类学生是大学里的极右分子、是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表现,而且“所在多有,应该清理”。
1963到1965年,全国高校特别是应届毕业生中开始清理“反动学生”。被划为反动学生的人送去劳动教养,罪名主要有三类:反对反修斗争,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情“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引自: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第九讲“通向文革之路(下)”;第419-420页;043 段落 43.md 第19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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