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在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有位教授,整天批評美國,說美國充滿種族歧視、壓迫,而且爛到無可救藥。
他嘲笑美國憲法、批評資本主義,幾乎把所有美國制度都罵遍了。
學期快結束時,他很動情地講了一段自己家庭的故事。
他說,他母親當年是 爬過下水道管線 才逃到美國的。
於是我舉手問他:
如果美國真的是個這麼糟糕、這麼壓迫、無可救藥的國家,
那你母親當年為什麼願意冒著一切風險來這裡?
而且為什麼你們母子現在都沒有想搬回去?
結果他沒有回答。
反而指責我不尊重人。
因為很多這類意識形態,本來就不是建立在現實檢驗之上。
它更像是一種制度化表演——
在大學裡會被鼓勵,
在媒體裡會被放大,
在社運圈裡會被獎勵。
整個體制鼓勵人們站在道德高地譴責美國,
但同時又繼續依賴只有美國才能提供的機會與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