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还要纪念“六四”?(2)又一说辞
海外华人纪念“六四”,常要面对一些新说辞。
中共以笔杆子起家,懂得语言的力量和谎言的份量,吾人不得不察。
中共编造“六四”是“暴乱”谎言,被无数事实戳破后,为阻击海外华人纪念“六四”,不断推出或推动一些新的说辞,其中最具欺骗性的是:
“海外民运,一事无成。”
老茶尚未确认这一说辞的最初发明者,但无论是谁,中共却喜闻乐见。
2012年4月6日方励之先生逝世,胡锡进三天后发表《环球时报》社评,称方是“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异见者当中的代表人物,当中许多人在流亡中“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
乍一听,似在陈述事实,并非谎言。此乃叼盘们的高明之处,极具迷惑性,让很多人不幸上套,无意中也成为此说辞的推手。
解这个套,颇费笔墨,老茶在此勉力一试,去厘清其中的逻辑。
“海外民运”定义或不同,无论怎样定义,有多少不同路径,其目标却一致,即要成就一件事: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此目标实现之前,此事做成以前,中共永远都可说“海外民运(在其成一事之前),一事无成。” 即使它寿终正寝前一秒钟,都可用此来壮胆。此层面而言,海外民运只要成一事,中共独裁专政就结束了。
胡适先生当年说:“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中共推动“海外民运,一事无成”的说辞,说的是:所有反对我的努力,都是白费,都是“唐捐”(佛家用语,白费之意)。
逻辑和事实上,此说辞至少存在下述矛盾:
其一,它把“海外民运”与“一无所成”的失败者(Loser)混同,使得普通人对“海外民运”闻而生厌、望而生畏。您读到这里,若“心有戚戚焉”,证明老茶所说非虚。
中共希望海外华人依然一盘散沙,其操控的各类同乡会、校友会、学生会行动起来,如入无人之境。效忠中共的组织者们,曾几何时,在华人圈里风生水起,近年来却偃旗息鼓,一部分人甚至锒铛入狱。他们多么希望“海外民运,一无所成”,如无海外民运,此变化或许永远不会发生。
其二,它把“海外民运”等同于现存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共在海外肆无忌惮的扩张,自由世界的绥靖主义,加之中共的全方位的渗透,确有一些民运组织及组织者在这个大背景下表现不佳。
传播学的事实是,此过程中,中共恶意散布的真真假假的传言,会让一些普通人莫衷一是。厘清真相之前,他们强化了普通人对“海外民运”的负面观感之目的,却早就部分实现了——有多少普通人有时间和精力去分辨真假呢,姑且信其有。
其三,它把“海外民运”混淆成有道德瑕疵的“民运领袖”。一当民运组织的某个个人出现负面传闻,王局们就兴奋起来,说海外民运,一事无成。组织都是为了捞钱,要是这些人掌权了,比共产党还坏。
此逻辑与“滚刀骡”的“爱泼斯坦涉案者比共产党坏多了”如出一辙,老茶所写《中X奇葩笑忘录(1)扒骡皮》五篇长帖尽情嘲笑过,不赘。
对中共层出不穷的丑闻,他们却婉约地说是个人缺陷,不是制度问题,中共制度不断进步,对中共要阶段性地看。
中共辩护者曾有一大法宝:“复杂中国论”,中国很复杂,民众素质低……这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正因复杂性恰恰需要民主,单一决策中心最容易犯下低级且巨大的错误(如大跃进、文革、三年清零);民众素质低,正需要民主体制来提高素质,难道指望专制愚民政策提高民众素质?
为中共拉磨的骡子抛出“中共阶段论”来试水,说中共是一个不断“变异”的生命体,毛时代的共产党和现在的能一样吗?
这逻辑妙就妙在,用“物种演化”偷换了“政治责任”。按此说法,一个杀人犯只要整了容、换了西装、就不再是杀人犯了。他换身西装、整成网红脸,那不叫演化,那叫潜逃。
如何看此类人物的本质?套用中共祖宗马克思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看看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企图发展的社会关系,就可看到骨髓。
同样也借用这句话,给“海外民运”作简洁的定义:“海外民运不是那些流亡组织的私产,而是以追求中国民主宪政为目的之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总和。”
任何反对中共独裁制度的人都可以自认是当中的一份子。
你对某些组织不认同,你可创设新的组织;
你对创立、参与组织没兴趣,可以如老茶一样独自发声;
你也可以不发声,自我修炼和自我成长,吐出狼奶,在时代大潮里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未来的变局中作出正确的抉择……
以上种种,都可视为海外民运的广泛组成。
37年来,中共一直逃避“六四”大屠杀的政治责任,这个政治逃犯高唱“海外民运一事无成”论,其实恰好暴露出逃犯的恐惧心理。
我们纪念“六四”,就是把这个政治逃犯一遍又一遍地放置在阳光之下,在正义的天平上,在全世界的目光的注视下,让其无所遁形。
而在这个混乱迷茫的年代,在政治价值观上,八九的旗帜或许就是你我之间能有的最大的公约数。
祭奠过去,正视当下,构建未来。
在此过程中,反对专制的人们不断集结,不懈地继续着世代传承,八九的薪火或将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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