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内需不振，我们通常从居民心理说起，没有安全感，不敢花钱，养老医疗教育等各种问题。这些个解释都没有错，但是有一个更根本的结构性原因：居民的钱包为什么从结构上就没有被充分填满？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往上游走一步，回到初次分配。所谓初次分配，是经济体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之间的第一次切分。这一刀怎么切，决定了居民手里最初能拿到多少。再分配固然重要，但如果初次分配本身就严重偏斜，后续的纠偏空间相当有限。

第一、经济增长的果实流向了哪里
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自1996年之后开始持续下降，到2006年已降至40%的最低点。这段时间，恰好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亮眼的阶段，GDP年均增速维持在两位数，但增长的果实并没有同比例地流向劳动者。
2003年至2008年间，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平均工资的增速。工人创造了更多财富，但拿回家的比例在缩小。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劳动者失去的，大体上就是资本得到的。

第二、劳动报酬的国际横向比较
2022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7%，低于美国的62.1%、日本的73.3%。
日本73%这个数字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高储蓄传统，却能将劳动报酬维持在国民收入近四分之三的水平。这说明"文化导致储蓄率高、消费占比低"的解释站不住脚，分配制度的选择，才是更根本的变量。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是财产性收入。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4.7%，远低于美国的15.8%、日本的7.0%。在劳动报酬本已偏低的情况下，居民通过持有资产获得额外收入的渠道也相当有限。

第三、劳动报酬低，结构性的原因
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背后有若干制度性因素在持续发挥作用。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在城市获得完整的公共服务，议价能力先天不足，只能以低于劳动价值的工资接受就业。工会的功能缺失，使集体谈判在实践中大多流于形式，劳动者在工资形成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议价工具。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上面临较强约束，更倾向于使用廉价劳动要素来维持资本收益率。国有企业则以另一种方式压低劳动报酬占比：规模扩张加速资本替代劳动，利润留存而非流向工人。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增长模式的选择。过去数十年，压低劳动力成本是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原因，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低工资的系统性激励。代价是居民消费能力被长期压制在经济规模应有水平之下。

四、分配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
逻辑链条并不复杂：劳动报酬占比低，居民从经济增长中直接获得的份额就少；份额少，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基础就薄弱；消费基础薄弱，内需市场的有效规模就远小于人口规模所暗示的潜力。
2022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8%，而日本在1985年、韩国在1995年的居民储蓄率均在16%左右。储蓄率偏高通常被解读为文化因素或预防动机，但从分配结构同样可以理解：当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居民面对医疗、养老、教育等长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储蓄是唯一能够自我保护的方式。储蓄率高，未必是因为人们天生保守，而是分配制度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底气去消费。

这才是内需不足的真正起点。不是居民不愿意花钱，而是经济增长的果实，从分配的第一个环节开始，就没有足够充分地流向那些最有消费意愿的群体。内需的根本问题，是分配的问题。@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