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分歧以致最终决裂也是从是否结束文革，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端的。这点可以从《陈伯达回忆录》一书中陈伯达的有关回忆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 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不同的是，周在看清了毛的态度后，就不再坚持己见，而林则以军人的固执始终不改变立场。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但陈准备的政治报告后来为毛否决，在毛的支持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调的政治报告。

---林彪——殉国还是叛国？
作者: 毕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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