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和邓煜获得菲尔兹奖。看到学有所成的人,实至名归,令人高兴。但在中文世界,这件事马上就变味了。变味的催化剂是一位七十七岁老人丘成桐。他一九八二年拿过菲尔兹奖,是华人里第一个。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的红星新闻,请丘成桐说几句。他是这么说的:“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丘成桐1982年就得了菲尔兹奖,整整40年时间,他呆在美国大学揾食,兼职在中国拓展地盘。直到2022年,他73岁退休,才去清华发挥余热。
他一回去,就高调热爱祖国,忽悠年轻科学家回国效力,比胡锡进还积极。我景仰他的学识和古典修养,理解他退休后的个人选择,但做人做事总得有点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年轻时自己都不去中国效力,现在退休了去中国养老,却忽悠成就斐然的年轻数学家放下海外教职去围着他转,还打出为国家效力的旗号,弄个高大上伪装,这种鸡贼心灵远超出了此前对他的观感。
看到他那三句话,我想起来很多年前,一位北大老师评价另一位北大老师的话。那句话很形象:别人都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在往下讲之前,我得先把话说清楚,免得各位误会。我批评丘成桐,不是批评他退休以后去中国。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一个人到了暮年,回到一个能让他被重视、被需要的地方,发挥余热,这本身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理解。哪怕他去中国就是图名利,图热闹,图一群人围着他转,那也是他的事。
我批评的不是这个。我批评的是他打爱国旗号,对别人搞舆论绑架。具体说,就是他借自己的辈分和名望,打着为国效力的旗号,忽悠两个在海外已经做出成就的年轻数学家,让他们放下自己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教职,去中国围着他转,给他众星捧月。
这跟自己凭学术成就回国换点名利养老是两回事。凭自己年轻时的学术成就,去中国捞点名利,追求聚光灯,消解晚年寂寞,这没有问题。人老了,跟年轻时一样,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成全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能力成全自己,谁也管不着。但忽悠别人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围着他转,这等于是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
这种事,在中国有点职业经验的人,可能不会觉得陌生。有位读者就评论说:“他主要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搞宗派、家国情怀,天天骂“背叛”自己的弟子”。“背叛”是加了引号的,后面我们会说到这个问题。另一位读者说:“所谓家国情怀也是退休后回中国拿第二份工资,但却忽悠年轻人回去做火柴棒。”前面那位读者又对自己的说法做了补充。他说:“感觉这正是“家国情怀”,就是把火种续上,至于谁当燃料无所谓”。
这两位读者看得相当清楚,丘成桐要燃烧家国情怀,但是他要找年轻人当他的火柴棒,做他的燃料。
这种人,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有个归类,叫“小人”。《论语》记录了孔子这句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人之美”,就是成全别人,帮别人梦想成真。孔子说,这是君子的做法。“成人之恶”正好相反,就是把别人往坏处推,明知道一件事对人家不好,还劝人家去做——因为这件事对自己好。孔子说,这是小人做法。
孔子还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位老师,说这是做人道德金律,就是公理,就像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一样:两个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做人的公理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不要让别人去干”。
丘成桐人品成问题,在国际数学界不是什么新闻。二十年前,2006年8月,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刊登过长篇报道,题目叫 《Manifold Destiny》——《流形的命运》。后面还有一句内容提要:“A reclusive mathematician solves a legendary problem, as Shing-Tung Yau and others fight over credit, ethics, and glory”。Shing-Tung Yau是丘成桐的英文名字。这句内容提要的意思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数学家破解了一道传奇难题,而丘成桐等人则围绕功劳归属、学术伦理及荣誉展开争夺。
这篇文章的作者有两位。其中一位叫 Sylvia Nasar,曾经为传奇数学家纳什写过传记《美丽心灵》。这部传记拍成了电影,很好看。
文章登出来以后,丘成桐通过一家律师事务所,给《纽约客》发信,说这篇文章有虚假和诽谤性内容,要求更正。《纽约客》迅速发表声明,说这篇文章,是历时四个多月扎实采访的结果,里面的事实经过逐条核查,没有问题。两位作者当面采访丘成桐超过二十个小时,另外还做了大约一百次其他采访。
《纽约客》没有做出更正。丘成桐也没有去法庭控告《纽约客》。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还是没有。
美籍华裔数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项武义在丘成桐学生时代就认识他,可以说很了解他的为人。项武义说,丘成桐后来干的那些事,无非是为了抢夺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地位。
从美国媒体的一些报导看,项武义院士这么说,并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纽约时报》也曾经发过丘成桐的人物报道,标题就叫 The Emperor of Math——数学皇帝,这是他在中国给自己的定位。他在美国做不成数学皇帝,他那种为人,在美国数学界,没几个人鸟他。但一到中国,就感觉跟皇帝一样,要收拾诸侯,先拿北大和他自己的学生开刀。
丘成桐对王虹和邓煜获奖的第一反应是扯大旗喊话:“希望他们回国任教,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丘成桐本人是美国籍,说“我们中国”,这也太能装了。
一个人在专业上可以成就很高,但是,要做行业霸主,靠装装不出来。这种人品,在任何行业都走不了多远,最后只能靠政府资源,人和事业都做得像一根毛一样,附到政府的皮上。把知识分子变成必须找皮附的毛,正是党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杨振宁。丘成桐基本上是在走杨振宁的道路。两个人都出生在中国,都是在美国取得成就,都是晚年去中国养老,还都是去清华——一所最早由美国人建的学校。但是,两个人的成就、心智、格局相差很大。
我先说清楚,这里不是说杨振宁人品有多高。他人品一点不高。他一辈子也求名求利,晚年回中国,外面的议论从来没断过。我把他跟丘成桐放一起讲,只是就事论事,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做人底线上,他有另外一种做法。
杨振宁一九二二年生在安徽。一九五七年拿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三十五岁——跟今天的王虹一样大。一九九九年,他七十七岁,受聘清华大学教授。二〇〇三年,八十一岁,正式定居清华园,把自己的住处起名叫“归根居”。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号,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杨振宁回清华退休,做了这么几件事。他头几年不领年薪。把自己在美国的一栋房产捐给了清华。为清华高等研究院筹款一亿多元。二〇〇四年秋天,他八十二岁,给物理系和数学系八个班两百多名大一新生,讲了一学期普通物理。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四十五分钟。八十二岁的诺贝尔奖得主,给十八岁的孩子讲力学和电磁学。
这几件事,不知道丘成桐能做到哪一件。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还不是他做了什么。我要说的是他没做什么。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不为上,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做人底线。杨振宁没有打为国效力的旗号,公开点名喊哪个在海外正当年的年轻科学家,放下自己的事业回来做他的棋子。
他选择到清华退休,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更知道自己能给什么。他没有用爱国去绑架海外的华人科学家。
这就是杨振宁跟丘成桐的差别。杨振宁对自己的才能和成就有底气。他能自美其美,用不着拉一群年轻人围着他转,争当中国物理学界的霸主。丘成桐没有这个底气。他要在中国找到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人生和事业都到了暮年,名利心还这么重,还这么自恋,堪称奇葩。
年轻时,我觉得有些海外华人有家国情怀。这些年,看得多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家国情怀大多是个包装,里面是名利心——他们要的东西:名利、资源、被重视、被无数只水汪汪大眼睛仰望...只有中国能给。
科学家在美国是个寂寞的职业。人退休了去中国享受一下聚光灯体验,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家杨振宁也求名利,但不忽悠海外年轻科学家放下自己的事业去回国给他众星捧月。只就这一点而论,杨振宁比丘成桐的做人格局高出一座摩天楼。
丘成桐之所以在中国能忽悠得风生水起,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中国有市场。有人说是因为他的成就。他的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但他要是在美国搞什么丘班之类,不会有多少人搭理他。但在中国,这就是他的最大卖点,再挂上爱国旗号,没有人能质疑。每次有中国出生的人在海外取得成就,都会引出无数中国人做出奇妙的条件反射,觉得人家的成就跟他有关。越是没能力的,越是浑浑噩噩的,越这德性,跟个两岁儿童似的,分不清“他是他,我是我”,杨振宁是杨振宁,丘成桐是丘成桐,王虹是王虹、邓煜是邓煜,海外中国人的成就,跟那些不见外的自豪中国人毛关系没有。
至于中国出生的人,在海外取得成就后,是不是应该回国发展。这个问题,我很欣赏邓煜的回答。有记者问邓煜要不要回国发展。他是这么回答的:“不存在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唯一答案”,他说:“我离开国内已经将近二十年,对现在国内的数学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充分的第一手了解,很难仅凭我早年的经历,对今天的中美环境作一个笼统的优劣判断。”
这是个现代文明人的回答。他承认自己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不替别人回答,更不代表所有人回答。丘成桐跟这种境界,差着一个现代文明世界。他能说出来,别人放弃自己的事业“对我们中国很重要”这种鬼话,说明他头脑里的辫子和裹脚布纠缠得有多深。
这不是他老糊涂了,而是他一辈子的价值观。有位读者留言,说了丘成桐的一段经历。他说:“丘成桐在口述的英文自传里解释过,他跟恩师陈省身的关系是怎么恶化的。当年陈省身和 Phillip Griffiths 想搞一个类似 CUSPEA的计划——CUSPEA是李政道组织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的计划。丘成桐和另外几位华裔数学家反对,理由是这个办法主要由美方大学教授出题,中国没有自主权。他们联名上书中国教育部反对。陈省身知道以后震怒,从此跟丘交恶。这个计划最后也没能实施。”
这位听众接着说:“讽刺的是,对比丘自己最近在清华搞的求真书院丘班,选拔上来的数学家苗子,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大面积挂科,前一阵丘自己看不下去,要求清退这些不合格的学生,引发家长联名上书反对。”他设计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培养计划,把人家的孩子招进去,出了问题,像扔垃圾一样扔出去。至于,这些孩子是不是错过了高考机会,错过了其他机会,都是他关心的问题。
不管做什么事,他最在乎的是他要说了算,要由他控制。这跟他当年上书中国教育部,把中美联合培养数学人才计划搞泡汤,都是一个路数:一切都得由他来控制。当年,他反对由美方出题,理由是中国没有自主权,无非是打中国这个旗号,说他自己没控制权而已。问题是,人家中美合作培养人才,为什么会交给他控制呢?
现在,王虹和邓煜刚获得菲尔兹奖,他就隔空喊话,说希望他们回国效力,“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这句鬼话,翻译成人话,无非就是,“你们回来,围着我效力,这对我很重要。”前后四十年,他一直这么认为:中国人的去处和事业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不应该由个人自己决定。而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数学界就应该是他的地盘;在他的地盘上,别人的去处和事业,应该由他来决定。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再说一遍,这不是他老糊涂了,这是他一辈子的三观。
对这个人,还是送他孔子那两句话。第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句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丘成桐在自传里说,他从小读了不少四书五经。不知道他到底读过多少,但显然是把最重要的两句漏掉了。即便做不成君子,至少别做小人吧。
(节选自217期节目文字版《小人成人之恶:丘成桐vs杨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