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笔记巨著《凌霄一士随笔》卷一记载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起初对镇压拳匪犹豫不决:西太后给袁世凯的命令是区别对待、剿抚兼施,这个命令其实含糊其辞,袁世凯“迟回审顾”,拖延执行。前任山东巡抚毓贤就完美揣度西太后心意,推行剿抚兼施、招抚为主,后引起洋人不满,西太后将毓贤调走改任山西巡抚(毓贤到山西巡抚任上大力支持拳匪作乱排外)。
袁世凯新上任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候山东布政使张人骏跟他说:你觉得这种“妖妄之徒”历史上有成得了气候的吗❓如果你觉得这也能成气候,那就招抚;如果你认定其必败无疑,那就镇压。袁世凯恍然大悟,决心坚决镇压、从严从重。
袁世凯实际上违背了西太后旨意(剿抚兼施、实以招抚为主),但利用了中央政令含糊其辞的漏洞(至今中国中央政府给地方指令也有这种含糊其辞的特点:既给地方一点自主权,也给日后出了问题追责地方官员失职留个尾巴)。结果我们看到,对西太后心意揣摩最准确的毓贤受到追责和严惩(处决),但阳奉阴违、甚至有抗命嫌疑的袁世凯日后却跻身成朝廷肱骨重臣。
后来,西太后向11国宣战,同时下令各省“集义民御外侮”,李鸿章回电“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后被传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这实际上也是抗命,甚至比袁世凯更直白。李鸿章跟东南各省结成互保,还跟洋人通了气,当然有底气。但事后,西太后仍然嘉奖了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抗命大臣。情况与袁世凯如出一辙。
这恰恰是政治家跟“指令执行机器”完全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只是一个“指令执行机器”,或者跟毓贤等人那样一味揣摩上峰心意,在重大危机面前,结果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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