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去的中国人：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7月31日公布《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全文十九条，其中第四条与第六条尤为值得注意。第四条把三类"不准出境"写进了行政规章。中国公民因骗取证件、非法出入境受行政拘留的，处罚执行完毕后六个月至三年内不准出境；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经驻外外交机构核实后由其境内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决定，自回国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内不准出境；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规定，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由商务等部门决定不准出境，这一类甚至没有写明期限。

第二类值得逐字读。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人在国外做过什么，判断的主体是使领馆和省级政府，程序里没有法院，没有指控，没有辩护，也没有判决。海外华人参加过一场集会、接受过一次采访、给某个组织捐过一笔钱，是否落入"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取决于使领馆写回来的那份核实材料。而这项决定要等到他回国那一天才开始计算。也就是说，他要在踏进国门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已经出不去了。

第六条则给了这套制度一层程序的外衣。条文规定，决定机关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紧接着的半句话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

需要告知的场合，多半是欠债、涉诉、经济纠纷；不予告知的场合，恰好就是政治案件。2023年，山西吕梁警方对维权人士高旭强解释他为何被限制出境时，给出的答复是：这属于国家秘密。三年之后，这句答复有了规章依据。

对中国的政治犯来说，刑期结束从来不等于处罚结束。

2021年1月，居住在美国的张青确诊肠癌。她的丈夫、维权人士郭飞雄当时刚出狱不久。2021年1月28日晚，郭飞雄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登机赴美，被边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下。此后一年，他向总理公开呼吁、托人交涉、反复申请，始终没有拿到任何一份说明他为什么不能走的文件。2022年1月10日，张青在马里兰病逝，夫妻二人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两天后，郭飞雄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2023年被判八年。

同样的事发生在律师唐吉田身上。他的女儿在日本昏迷数月，他赶去照看，在机场被拦下，理由同样是国家安全。刘晓波去世后，刘霞又在事实上的软禁中滞留了近一年才获准离境，那不是法律程序的结果，是外交交涉的结果。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多位成员、多位维权律师、多位良心犯的家属，长年处在同一种状态：没有期限，没有文书，没有可以起诉的对象。

这类限制的特点，是它不以惩罚的面目出现。人没有被关押，护照还在手里，或者被"暂存"在派出所；每一次被拦下都是一次孤立的技术性事件；每一次询问得到的都是"上面的规定"。它不需要判决，因而不产生冤案；不留下文书，因而无从申诉。刑满释放之后，一个人从监狱走进一座和国境线一样大的监狱。

规模上，官方从未公布过被限制出境的人数。可用的间接证据有几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提及"限制出境"的案件，2016年不足五千件，2020年增至约三万九千件；路透社对同一数据库的分析显示，2016年至2022年间相关案件增长约八倍；司法统计曾显示2018年约有三万四千人被限制出境，较前一年增加55%。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3年的报告《困于笼中》据此估算：排除以民族身份为由的限制，任何一个时点上，中国至少有数万人处于被限制出境状态；若计入对藏人和维吾尔人长期实施的扣押护照、拒发与拒绝换发，这一数字以百万计。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庆安2018年的一篇论文提到，涉及边境控制的法律法规共有178项。而明文授权限制出境的法律，2018年为十部，到2023年已增至十五部。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官方提供的数字里绝大部分是民事、商事案件当事人和被执行人。政治性限制出境的人数无法统计，因为它从不进入任何一个可查询的数据库。

新规定还用了七条篇幅，为出境入境中介服务建立备案制度。机构须在设立后十五日内向移民管理机构备案，从业人员由所在机构办理；施行前已经营业的，要在九十日内补办。机构负责人不得有故意犯罪前科，直接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因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妨害国（边）境管理的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境外企业、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提供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违规最高可罚五万元，并通报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第十条列出六项禁止行为，前五项指向虚假宣传、伪造材料、泄露客户个人信息、超范围经营、组织跨境犯罪，第六项是"危害国家安全、利益或者扰乱出境入境管理秩序的其他行为"。同条还要求，公职人员、军队人员委托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的，中介不得办理，并应及时向监察机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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