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记录了许多与顾准的“谈话”内容。
徐方说：有一次，他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帐，为了收税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 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了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

---"徐方《干校札记》读后" 徐汝芳

顾准的税制改革使得上海的征税实绩比国民党时期高出了好几倍。1950年初，在全国普遍面临财政赤字的困难下，顾准率领的上海财税部门仅用一个季度就通过征税和公债完成了3000万元的目标，使上海一地的税收占到了全国的22%左右，成为中央政府最核心的财源。毛泽东与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上海的这场财经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军事上的淮海战役”。

顾准的后半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最沉重的悲剧缩影：

1. 政治上的重创：两度罹难
1952年“三反”运动：37岁的顾准因在征税问题上与上级产生分歧、坚持依率计征，被免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等一切职务。
1957年反右运动：他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因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具有市场经济雏形的超前观点，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被下放劳动改造。
1965年再度戴帽：文革前夕，他因坚持独立思考和学术观点，被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

2. 家庭的破碎：妻离子散
被迫离异与妻子自杀：为了不连累家人，1967年妻子汪璧痛苦地与他签署了离婚协议。然而在1968年，汪璧因被揭发曾帮顾准销毁积存的手稿笔记，绝望之中喝下洗涤剂（来苏水）自杀身亡，顾准甚至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骨肉决裂，死不相别：在严酷的政治高压和扭曲的时代背景下，他的五个子女为了生存与政治前途，选择与顾准发表声明断绝父子（女）关系。

3. 临终悲剧：“绝望之望”
病榻上的抉择：1974年，顾准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为了能在临终前见一眼分别多年的孩子们，一生铁骨铮铮、绝不低头的顾准，含泪在一份违心的“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此换取组织为他“摘掉右派帽子”。
死不相别：即便组织去信通知，他的子女们受时代意识形态洗脑，最终依然拒绝到医院探视与护理。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没有一个亲人陪伴的极度孤独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身边只有他的挚友、学生吴敬琏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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