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朱镕基批评《中国农民调查》谈起（2011年5月）

自下台后很少露面的前总理朱镕基，日前现身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并发表讲话，引来喝彩，也引来批评。

批评主要是针对朱镕基关于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一段话。朱镕基说要给学生们送书，特别提到要送《中国农民调查》。

他说这本书招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攻击他的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困。朱镕基特地提到“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份子的吹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的内容。

我们知道，《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是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夫妇写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该书对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某些政策以及它们给农民生活所造成的困境有详细的描述和尖锐的批评，出版后好评如潮，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曾获得2004年国际报告文学大奖尤利西斯奖。

同年，作者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第二年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亚洲英雄人物。但该书不久在国内就遭到查禁。

作为当年农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朱镕基认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批评不公允，因此想替自己辩护辩护，这自然无可非议。但问题是，朱镕基为什么要特地告诉大家“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份子的吹捧”呢？注意，朱镕基没提到这本书受到西方的吹捧。毕竟，今天不是毛时代。

在毛时代，一位党国领导人说一本书受到西方的吹捧，那等于宣布这本书是大毒草，等于宣布这本书的死刑。今天就不同了。在今天，你要说一本书受到西方的吹捧，多数人恐怕只会把它当作对书的肯定。另外朱镕基更没有提到这本书在国内广受好评。

他只说“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份子的吹捧”，其弦外之音分明是：异见份子是敌对势力——起码是居心不良，一味给党国抹黑；按照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此这本书自然就成了“供批判”的“反面教员”了——至少是有问题，不可信。无怪乎有网友要批评朱镕基的讲话是毛氏语言了。

这样的话出自朱镕基之口，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说来也是，在这几届中共领导人中，朱镕基的形象还算比较好的。尤其是在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初，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那多半是因为：朱镕基当过右派。在一般人印象中，右派大都是比较有见识、敢于讲真话的人；再者，一个人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长期的压制，按理说总会比一般官员开明。

另外，在89年6月8日，即六四后第四天，面对着群情激奋的上海民众，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电视上讲话，他把中共中央说的六四“反革命暴乱”说成“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进而说：“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

这话固然有帮助当局平息事态的作用，但毕竟也是委婉地表达了对六四屠杀的不以为然。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朱镕基这样讲无疑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我们理当对此给予足够的肯定。

朱镕基就任总理后，雄心勃勃，慷慨陈词，誓言反腐败，闯火雷阵，准备下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番表达理所当然地赢来了一片掌声。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请愿。据说，朱镕基曾经会见了请愿代表。据说，朱镕基是主张用对话方式处理问题的；可是江泽民却硬是力主镇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镇压法轮功是六四后中共当局最严重的一场侵犯人权的暴行。假如上述据说为真，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尽管朱镕基没能阻止这场暴行的发生，但至少他本人在其中没有什么责任，甚至还可能多多少少试图抵制过这一暴行。这已经就很难得了。

2003年3月，朱镕基任满下台。和初上任时不同，此时的朱镕基看上去比较低调，不见当初的万丈豪情。在下台前的讲话里，朱镕基不再提闯火雷阵，不再提一百口棺材。他说他只希望后人把他看成清官。这种无奈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政绩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国企改革导致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包括高等教育产业化和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剩，还有贫富的急剧分化，权贵私有化的凝固成形，等等。

固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主要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朱镕基本人也难辞其咎。朱镕基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还比较开明的又精明能干的人，在现行体制内，即使身居高位，也做不成几件好事，而他所做的那些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

尽人皆知，让朱镕基管经济，是邓小平的主意。

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停摆。主管经济的李鹏、姚依林都很僵化保守。于是邓小平想起了朱镕基。九二年南巡后，官员们集体学习邓小平讲话，谈心得体会。朱镕基语出惊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不少人觉得这话大有问题，打小报告给邓小平。殊不知邓小平闻言大表赞赏，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其实，朱镕基这话并不新鲜。早在86年我还在北京时就听到这样一则故事。那时深圳特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很多老革命见状忧心忡忡。他们问：“这还叫社会主义吗？”于是一大帮理论家赶快解释，说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还是将信将疑。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这下，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上面这个故事表明，那些看上去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关心姓社姓资的老革命们，其实他们在乎的并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在乎的是共产党能不能保住政权。他们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危及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就是靠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掌权的，如果共产党明确宣布自己不问姓社姓资，如果共产党自己就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那不是等于说共产党革命搞错了吗？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它的一党专政呢？

共产党很明白这层道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它都非常强调要分清姓社姓资。因为它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

1989年6月16日，六四过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谈话。谈到六四，邓小平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

直到1990年年底，邓小平还在大力强调姓社姓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讲到搞社会主义，要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并把这一点当作坚持共产党专政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的理论根据。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以上面这些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准，朱镕基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明显就是违反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自然就有离经叛道之嫌。可是朱镕基这番话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后说的，那就正中邓小平的心意。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对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改变调门呢？

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还说自己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敢于启用朱镕基当总理。

朱镕基上台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大改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看上去很好，曾经一度也赢得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一片赞誉。但是由于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是在六四后的政治背景，是在政治改革被封杀，专制权力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改革走入歧途，并且日益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

让我们以国企改革为例，分析朱镕基的功过。

朱镕基在任内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大批中小型国企民营化，保留下来的大型国企也有了活力。和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并导致经济一度衰退相比，中国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乍一看去，中国的国企改革果然很成功，朱镕基的功劳确实很大。

但是，我要指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一严重的弊端，即便是那些最为朱镕基改革唱赞歌的人也不好意思否认。只不过他们辩解说，这是改革的阵痛，是改革的代价。

这种辩护不值一驳。是的，共产主义行不通，计划经济该改革，要改革就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共产党应该为它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该让共产党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该让共产党下岗。凭什么共产党不付代价不下岗，倒反过来要工人、要老百姓作牺牲呢？

第二、共产党岂止是不付代价不下岗，它还借改革之机，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知道，所谓国企，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国有企业”，即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但是，国企本来是指“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不是属于国家所有而是属于全民所有的。把“国营”改成“国有”，这一字之差，共产党就把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了共产党自家的财产。这无异于一次大抢劫，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抢劫。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致命弊端——它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

第三、照理说，共产党偷天换日，把全民的财产变成了共产党自己的财产，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昔日的“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那必然会招致全社会的强烈反抗。可以想象，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如果放在六四之前推行，必定行不通。六四屠杀造成了全国性的寒蝉效应。面对着共产党的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大多数人不敢起来反抗，少数公开反抗的人则遭到严厉的镇压。你纵然可以辩解说朱镕基本人不赞成六四，不赞成镇压。但是你不能否认，朱镕基的改革是借助于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才得以展开的，也是唯有借助于不断的镇压才能继续进行的，因而他本人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怎样评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一现象呢？

应该看到，所谓中国奇迹并不神秘。本来，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借用一个比喻，那好比把鱼汤再变成鱼，说者容易做者难。合情合理的做法是，把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以某种方式，例如以按价折股的方式，平均分给全体人民。这种做法也是合法的、正当的。苏联东欧的改革基本上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因为它导致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所以在一段时期之内非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经济的衰退。

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在中国，凭借着六四屠杀的威慑和不间断的镇压，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把全民的资产据为己有，成了最大的资本家，而各级党委书记则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私有化一步到位。所以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把人权人道、公平正义统统踩在脚下。

尽管在上任之初，朱镕基大声疾呼反腐败，但事实却是，正是在朱镕基任内，腐败发展到空前的规模，权贵私有化固定成型，积重难返。如今的中国政府，正凭借着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对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表现出越来越傲慢越来越轻蔑以及越来越敌视的态度，并越来越成为人类和平与自由的巨大威胁。有鉴于此，朱镕基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那不是很明显的吗？

2011年5月

首发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