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朱时代的改革九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是市场化方向异常明确。

那时的改革，基本不需要解释它朝哪个方向改，就是减少计划、扩大市场，减少行政配置、扩大价格和竞争机制。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进一步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今天回头看，这些话似乎很普通，但在当时意味着整个经济制度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第二，改革速度快，且敢碰硬骨头。

价格、企业、住房、就业、金融、财税、外贸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硬骨头，改革在这些领域同时推进，很多过去不敢碰的问题集中解决。改革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直接改变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敢于承受巨大的改革阵痛。

最典型的就是国企改革和下岗潮。数千万国企职工身份被改变，大批亏损企业关闭兼并。那个时代的基本逻辑是，为了建立新的市场体制，可以接受短期甚至非常剧烈的社会代价。

第四，强政府推动市场化，而不是用强政府取代市场化。

这是江朱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悖论。它不是削弱国家能力，而是先强化中央财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再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进市场化。1994年分税制就是典型。

第五，技术官僚治国色彩极浓。

江朱时代也讲政治，但经济政策的语言更多是增长、效率、通胀、汇率、财政、金融、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本人尤其代表了一代技术官僚的治理方式：相信专业知识、数据、制度设计，以及行政执行力。那时一个官员能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在政治评价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第六，主动拥抱全球化。

加入WTO是这个时代的高潮。那时的基本判断是，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进入世界市场，接受国际规则，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方式，用外部竞争倒逼国内改革。

第七，民营企业和外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江朱时期并没有解决所有产权歧视问题，国企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整个经济的增量越来越来自民营企业、外商投资和出口制造业。政府越来越接受一个事实，只要能够创造就业、财富和税收，资本姓“国”还是姓“民”，至少在经济意义上，不必像过去那样高度政治化。

第八，改革和增长优先于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不只是一个口号，更是一整套发展逻辑。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差距扩大，以增长创造更多资源，再解决分配问题。它带来了高增长，但也带来了贫富差距、腐败、下岗失业和社会保障不足等严重问题。

第九，也是江朱时代最深刻的局限：经济改革大步向前，政治改革没有同步推进。

市场不断扩大，社会不断多元化，个人经济自由增加，但政治权力结构没有发生相应改变。江朱时代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组合，经济越来越市场化，政治仍然高度集中化。后来这个内在矛盾如何演化，是另一问题，但它也决定了江朱改革能够走多远。

一句话评价江朱时代的改革，本质上是以强国家能力推动高速市场化，以社会阵痛换取制度转轨，以加入全球化体系完成中国经济结构的一次根本性重塑。这是一个不断突破边界的年代，但也正因如此，和习近平时代强调安全、控制、共同富裕、产业自主的逻辑，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