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对话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它摆脱了“中国经济下行—中共政权危机”这种过于简单的线性推论,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韧性来自仍然完整存在的组织体系,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绩效。裴敏欣对监控、干部体系、列宁主义组织遗产以及江胡时期利益交换机制的观察,都有相当解释力。
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对权力运作本身缺乏足够深入的拆解,因此容易把权力重新集中后的表象,当成权力变化的原因。尤其是把习近平时代的变化高度归因于习近平个人,实际上绕开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的许多做法能够得到组织体系如此长期、如此深入的配合?
习近平当然具有鲜明的个人偏好,也显著改变了政策的速度、烈度和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在一厢情愿地“胡搞”。军队腐败、地方利益网络、政商共生、干部组织虚化以及不同系统逐渐形成自身利益函数,都是党真实面对的问题。从党的角度看,这些不仅是治理问题,也可能被理解为统治安全问题。
因此,理解习近平时代的关键,恐怕不是简单追问“习近平为什么要集权”,而应该问:哪些原本属于党的代理人和工具,已经获得了脱离最高权威自行运转、复制和延续的能力?习近平所做的,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新取消这些权力的自主性。
所以,与其说习近平凭个人意志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不如说他把党内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冲动贯彻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效率、市场、专业化和地方自主都可以存在,但不能产生党无法最终否决的独立权力中心。
因此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出现了习近平”,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条件下,会再次需要一个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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