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后，秦伟平再致习近平：请开启政治改革、恢复与达赖喇嘛对话、重新审视政治表达案件

——习近平访美之际，秦伟平再次公开呼吁中国走向改革与和解

习近平主席：

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

此刻，您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这是您自2015年以来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十一年前的2015年9月，在您首次访美前夕，我曾发表《十问习近平》公开信，就中国政治改革、公民权利、互联网自由、选举、环境、反腐等问题向您提出询问，也曾表达希望能够与您进行公开对话的愿望。

那封信后来在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封锁。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当您再次来到美国，我想再次给您写一封信。

这一次，我不再提出十个问题。

我只想提出三个请求：

请开启中国政治改革。

请恢复与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

请重新审视因政治表达和公民权利活动而被判刑的案件。

一、请开启中国政治改革

习近平主席，中国过去十多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显著发展。

但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应只体现在经济实力和国家力量上，也应该体现在一个社会能否通过制度、法律和公共讨论，和平地处理不同意见与政治分歧。

我并不认为中国必须照搬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

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中国完全可以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改革道路。

但我仍然相信，中国不能永远回避政治改革。

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只有一种声音。

不同意见也不应该自动意味着敌我关系。

和平批评政府、表达不同政治观点，应当拥有更大的法律和公共讨论空间，而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因此，我希望您能够推动中国逐步扩大公民参与和公共讨论的空间，进一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政治分歧更多通过制度、法律和对话来解决。

中国需要的不是混乱，也不是暴力革命。

我更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和平、理性、渐进的方式完成政治改革。

在我看来，改革并不意味着削弱中国。相反，一个能够允许不同意见通过制度表达和竞争的社会，可能拥有更加持久的稳定与活力。

二、请恢复与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

习近平主席，第二件事情，我想谈西藏。

过去十三年里，我曾四次见到达赖喇嘛尊者。2016年，我曾与他进行过大约一个小时的交流；就在两周前，我又在达兰萨拉见到了91岁的达赖喇嘛尊者。

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相信：

西藏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和藏人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北京有自己的立场，达赖喇嘛方面也有自己的立场。

双方存在分歧并不可怕。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双方因为存在分歧，而长期失去直接沟通的渠道。

历史上，中方与达赖喇嘛方面并非从未有过接触。2002年至2010年间，双方曾举行九轮正式对话，最后一轮于2010年1月举行，此后正式对话长期没有恢复。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方面长期提出的“中间道路”并不以西藏独立为目标，而是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寻求真正的自治。中方对此有不同的立场和解释。

正因为双方存在如此长期而复杂的分歧，我才更加认为，对话本身具有意义。

对话不等于投降。

坐到谈判桌前，也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必须事先接受对方的全部主张。

恰恰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沟通。

因此，我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采取实际行动：

与达赖喇嘛恢复直接接触和对话。

第一步甚至不需要解决所有问题。

可以先恢复沟通，先让双方坐下来谈。

如果未来能够通过和平对话逐步处理西藏问题，这不仅可能改善藏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有时候，真正重要的第一步，并不是找到最终答案，而是重新开始谈话。

三、请重新审视因政治表达和公民权利活动而被判刑的案件

第三件事情，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

我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扩大和平表达政治观点、参与公共事务和进行公民活动的空间，也希望能够重新审视那些因相关活动而长期失去自由的案件。

其中，我特别希望您能够关注许志永、丁家喜两人的案件。

2023年4月10日，山东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14年有期徒刑、丁家喜12年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随后公开要求中国释放两人，并认为相关案件涉及对表达、集会等基本自由的限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表示，两人的行为构成相关犯罪，案件依法审理，丁家喜的上诉也于2023年11月被驳回。

我今天再次提出他们的名字，并不是要否认任何国家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权利。

我只是希望，在涉及政治表达、公民活动和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能够有更加充分、透明和具有公信力的法律程序，也能够给社会留下通过法律、讨论和对话解决政治分歧的空间。

政府可以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

一个人也可以批评政府。

但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能够反映这个社会对自身制度和未来的信心。

因此，我呼吁：

重新审视许志永、丁家喜等因政治表达或公民权利活动而长期失去自由的案件，并在符合法律和实际情况的前提下，考虑释放、减刑或采取其他能够减少长期羁押及其家庭代价的措施。

我尤其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重新回到家人身边。

这不仅关系到两个人的个人命运，也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如何面对不同意见。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自由回到故乡

这也是我今天必须谈到的一件个人事情。

我出生在中国。

我的成长经历、人生记忆和家庭联系，都与中国密不可分。

如今我生活在美国，但我与中国的联系从未中断。

我希望有一天，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海外、曾经公开表达过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能够安全、自由、体面地回到自己的故乡。

我希望能够回湖北看看，看看这些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探望家人，也可以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我同样希望，那些与我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也拥有这样的自由。

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应该决定他能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我相信，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中国，可以允许不同观点的人回来，可以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也可以允许曾经批评政府的人与自己的国家重新建立联系。

如果有一天，一个曾经批评过政府的人能够自由回到自己的故乡，而一个与他观点完全不同的人也能够坐下来与他喝茶、聊天，那么我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成熟。

十一年后，我仍然愿意对话

2015年，我发表《十问习近平》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封锁了这封公开信。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十一年过去，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世界同样发生了变化。

但我一直没有改变的一点，是我仍然相信：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面对；中国的未来，也需要中国人自己讨论。

我知道，一封来自海外的公开信，不可能解决中国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也知道，政治改革、西藏问题以及政治表达相关案件，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仍然相信，面对问题本身，比回避问题更加重要；保持对话，也比彼此对立更加重要。

所以，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再次选择公开写下这些话。

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拥有改变中国的力量。

而是因为我相信：

中国的未来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关心，也值得每一个与中国有联系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

十一年以前，我曾以《十问习近平》的方式向您提出问题；今天，我不再重复那些问题，只想把这封信中的三个请求留给您，也留给这个时代：

让政治改革重新成为中国可以讨论的话题，让对话重新成为解决分歧的方式，让那些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而失去自由的人，重新拥有回到家人身边的可能。

我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以对话代替对立，以改革化解分歧，以宽容面对不同声音。

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自由地回到自己的故乡。

十一年过去，我仍然愿意把这些话公开写给您。

因为我仍然相信，对话并不意味着放弃立场，而是给未来留下可能。

习近平主席，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坐下来对话。

秦伟平
美国
2026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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